刘祝群（右）与堂弟刘慎甫合影
《疚庼日记》，晚近浙南著名绅士刘祝群撰，稿本二十二册，现藏温州市图书馆。
作为刘伯温二十世孙的刘祝群（1877―1951），系清廪生，名燿东，原字竹君，后改祝群，以字行；号疚庼，别署南田山人、启后亭长。浙江青田县九都南田（今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人。
刘祝群早年肄业于丽水莲城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学于杭州求是书院，与许寿裳、厉绥之、李达夫等同学。后东渡日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与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古应芬、陈叔通、熊范舆等同学。三十一年七月廿九日（1905年8月29日），与宁波陈时夏、金华王廷扬一道加入同盟会。留日期间，还当选为浙江同乡会干事长。次年（1906）毕业回国，先后受聘为温州府中学堂法制经济科讲习、金华府中学堂总讲习。在温州任教时期，干练称职，颇受温州学务分处总理孙诒让的器重，及编检部主任刘绍宽的信任。宣统元年（1909），当选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兼财政议绅、浙江铁路公司董事，并执教于浙江官立法政学堂。后补为资政院议员。
《疚庼日记》书影一
民国元年（1912），刘祝群历任松阳、鄞县知事，方正不阿，敢于担当，任期不长，却颇著政声。后调江苏镇江、高邮等地，从事税务工作七载。1919年，正当盛年的刘祝群（时年44岁），辞职归里（南田），致力于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乡邦文献的整理。编撰《刘文成公年谱稿》《韩湘岩先生年谱》《南田山志》《石门题咏录》等，尤以校刊《括苍丛书》第一、二集（二十种九十卷），为功最钜，且为后人所称道。1943年9月，任浙江图书馆总务主任，短期代理馆务。1944年10月，应聘为浙江通志馆编纂。1950年9月，当选为文成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次年3月15日，“以错案被镇压”（《温州市志》卷十三《人物传略》，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62页）。
作者自述：“生平阅历，则自幼学，讫于今兹，有四十馀载之日记，及《疚庼纪年》在，非此所能详也。”（《疚庼日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其实，这部日记存稿，不足四十年，起1919年12月10日，迄1950年12月31日。撮要而记，而作者所著之诗文，如信札、碑记、墓志铭、祭文、寿序、募捐启、诗作、联语等亦择要录入，第一至第二十册之卷首皆编有要事索引。现存日记封面题“疚庼日记”或“疚䯧日记”，稿纸为作者专门印制，半叶十行,版心标有“疚庼日记”四字。第一册自序云：“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余年十五，与姊夫周君友三始置日记，讫于民国八年己未秋，凡二十有九稔，日记所事事，未尝有间也。惟纸本修广不齐，不能汇成巨帙。今于秦邮饬梓人刻版，用佳纸印为册子，供我日日记事，颇觉整齐焉。然玩愒居诸，去日已多，不知此后尚得几年，写成几册耳。中华民国八年己未十月望日，疚庼识于秦邮榷廨之陶庵。”藉此可见作者本人对于日记之重视。
《疚庼日记》书影二
除《疚庼日记》外，另存《疚庼劫馀日记》，钞本，一册。系光绪乙巳、丙午、丁未（1905—1907），宣统庚戌、辛亥及民国元年壬子（1910—1912）六年日记的摘要，誊抄于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六月初三至十二日（1947年7月20日至7月29日）。以上六年日记之原稿，今下落不明。《疚庼劫馀日记》前二十叶为《疚庼随笔》，后为《劫馀日记》。
《劫馀日记》正文之前识语曰：“余生平之日记，始于光绪十七年辛卯，迄民国八年己未之秋，凡二十九年，年为一册。纸本大小不齐，束置插架，视为废物。至二十四年乙亥腊月，赤匪奄至，掷付焚如，思之可惜。所幸，自己未十月在秦邮制版后之《疚庼日记》未遭劫火。顷于书架后壁扫尘，得光绪乙巳、丙午、丁未，又宣统庚戌、辛亥及民国元年壬子之日记，共六册，为商务馆制之袖珍小本。盖遭劫之际，遗落于书架之后。而余于是时出走，至再明年丁丑夏始还山庐。倭乱复作，忧患馀生，未暇检点及此。今获此六册，则余自辛卯至己未秋二十九年之日记，犹有劫馀长物，不可谓非幸事也。因此小册不能与《疚庼日记》汇为一编，乃分年摘其可记者，移钞于此册，名之曰《劫馀日记》。前尘如梦，不值一笑。珥笔孜孜，亦云迂矣。丁亥六月初三日记。”按民国二十四年乙亥，粟裕、刘英率领的红军挺进师曾在青田县西南一带活动，杀地主，分田粮。作者所谓“赤匪”，即指此。
《疚庼日记》《疚庼劫馀日记》，这二十三册日记手稿，收入《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影印本（第五十册至五十八册），2017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疚庼日记》书影三
这部日记内容丰富，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
一是翔实记叙了作者本人倾尽全力，修缮保护与其南田刘氏祖先相关的文物古迹，以及整理乡邦文献的曲折事迹。
南田刘基庙（文成公祠），敕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占地面积三千多平方米。刘基庙里立有《重修祠堂碑记》及捐建功德碑，碑文撰写者正是刘祝群。仪门柱联：“五百年名世，三不朽伟人。”没有落款，但当地人都清楚作者是刘祝群。
刘祝群提议重修的文成公祠，奠定了今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基庙的规模。1927年2月2日（年初一），他召集族人商议文成公祠堂修葺事宜，并慨然表示所需经费先行垫付。当年四月动工，前前后后共花了五年时间，才全面竣工。这是刘基庙建成五百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重修。
文成公刘基以上七代，先前未设专祠，而是列于文成公祠侧。刘祝群认为，此种做法，于礼不顺。1933年，他独自出资五百金，买下刘基庙后土地，建“追远祠”，历时一年半而成。
在保护刘氏祖先古迹的过程中，最让刘祝群耗时耗力的还是那两场官司。前后十年，愤怒、烦恼、沮丧、疲惫，各种负面情绪交织纠缠，令刘祝群心力交瘁，但“惟事关修复祖墓，义不容辞”。
明代照磨公刘貊，系刘基之孙，1924年，其坟墈被张姓村民第四次侵占。其实，刘祝群父亲就曾为这桩旧案对簿公堂，他曾亲眼目睹父亲痛哭流涕誓必修复的情景，还写有《哭墓诗》五言长歌，一字一泪。不料三十年后，古墓地又被毁。刘祝群再度奔走，殚精竭虑，终于在瑞安穗丰同族家谱中搜求到图绘，详列照磨公墓址，以此作为证据起诉张姓村民，历时五年终于打赢官司。
刘基在夏山的土坟，被徐姓人家侵占。1927年冬，刘祝群迫不得已又开始打这第二起官司，“五年诉讼，七次对簿，两次复勘，案牍盈尺，始得保守先人之业”。刘祝群因此为刘基墓（今亦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新立碑。
对此，刘祝群有过这样一段总结：“蛰伏家园，孜孜惟先世祠墓之保守，以照磨公墓之侵掩，文成公墓山之被夺，讼之有司，先后十年，使还故土。其间修葺文成公祠堂，造辞岭门、追远祠等，皆发于尊祖敬宗之诚，惟力是视。馀若地方公共之事业，不敢后人，亦不敢告劳。”(《疚庼随笔》第四册卷首)
此外，刘祝群还全身心投入到对刘伯温生平事迹的挖掘与研究中。他多方搜集资料，编成《刘文成公年谱稿》三卷，于1939年自费印行。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将南田划入新设的文成县，刘祝群很不赞同：“新县划界，将吾南田划入，有百害而无一利，亟宜设法取消原案”，“盖就地方历史论，先文成公挺生于青田之旧九都，世以‘刘青田’称之。若将九都划归新治，则文成生长之地，已非青田所有，名人之原籍变更，地方之历史减色。虽新治拟名‘文成’，以留纪念，然后之考古者，敬梓恭桑，终有人地两岐之叹。”（《疚庼日记》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二日、三月十六日）为此致电省政府，乃至投书参谋总长陈诚（辞修），陈述理由，做过争取，但未能如愿。
至于不甘落后，校刊《括苍丛书》一、二两集，访求底本、商讨书目、筹集经费、联系印制，乃至分赠发行，苦心孤诣，令人动容。所幸丽水市社科联近年组织整理《括苍丛书》第一、二集，标点本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印行。
值得一提的是，刘祝群还考虑过《括苍丛书》第三集的选目，包括《项氏家说》《艳体诗》《吹剑录外集》《遂昌杂录》《读易搜》等（《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三十三年五月廿九日、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三十八年十月六日），并着手准备，但限于条件，第三集整理计划未遂所愿。
二是抗战时期，省联立高级中学、英士大学、省立温州中学、浙江图书馆、浙江通志馆、东南日报社、地方银行、税务管理局、高等法院、金华福音医院、三十三师某部、青田县政府等一大批军政机关、学校与事业单位相继避迁南田山中，邮务代办所则改为三等邮局，《疚庼日记》的相关记录为战乱时期的中国留下一幅难得的素描。其间，作者应聘担任浙江省通志馆编纂，为整理处州（丽水）先贤传记付出许多心血。
联立高级中学一批学生结社，课余研究印学，活动有声有色，可谓弦歌不辍。《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十一月廿二日）记：“联立高级中学生李某，性嗜金石文字，颇知篆籀，将于元旦创刊《古欢社作物》，来乞题字。”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二月初六日）：“中学生钱之沼、吕大赉、徐兆良学治印，集同好者结古欢社，月出印谱，乞为弁言。余于治印，未识涂经，漫书数语以答之。”三月十五日：“联高学生结社，安名古欢，研究印学，今午开成立会，来邀列席。”三月廿二日：“山中学生肄业高级中学十数人，集社论文，出其所作，汇为月刊，安名《友声》，来索题词，口占一截答之：‘大地仓皇未罢兵，深山风雨晓鸡鸣。老聋掩耳无消息，忽听嘤嘤出谷声。’”作者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与作者此前表露的心曲不分轩轾：“烽火弥天之日，竟有此等雅事，斯实吾道不孤之一征也。再三循诵，快浮大白而记之。”（民国三十年八月六日）
联高避迁南田，为当地子弟上学增添新的机会，无异是因祸得福。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八日（七月初八日），作者感慨系之：“联立高级中学招生揭晓，录九十五人，我族中今次无与试者。以去年秋毕业初级中学之久持、广增、德玉、德进诸弟侄，皆以该校迁至山中，遂得兼收并蓄矣。天下事，幸与不幸，大抵如斯耳。”
同样，金华福音医院也给当地百姓送去“福音”。《疚庼日记》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廿三日（五月十四日）记：“福音医院自去秋碧湖避寇至南田，阅十馀月，活人甚多。今以寇退去渐远，此间不能久停，将于廿八日搬去。主任陈树汉医理德性，山中苍黎，莫不感颂。”
浙图珍贵藏书转移山中保存，前后两趟，不下三百箱。《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廿七日（十二月廿二日）记：“图书馆前藏龙泉之书，运藏庆元百六十箱，尚有二百四十箱运至山中，寄藏右轩楼上及中厅，楼皆充栋。”同年一月卅一日记：“严寒逼人，午后大雪。图书馆书今日上岭，又到六十馀箱。”这给作者撰写《浙江通志》处州人物传记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利，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日记有云：“（燿）东获晨夕观摩，正如贫儿暴富，转以为快。”
山中邮班，系作者创始于民国初年，后设立邮务代办所。“三十三年夏，以倭寇乱，迁至山中有学校、法院、税务局、图书馆、通志馆等，邮件既多，尝设三等邮局。至三十四年冬初，倭乱敉平，各机关尽迁去，邮局亦撤。”（《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五日）此属无可奈何之事。
非常时期，军政公务员的集聚，流动人口的增多，南田山中一度畸形繁荣。《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廿六日：“明日为先文成公诞辰。今山中外来避乱之人，军队长官有朱伯林中将、楼鉴焕上校及所属，行政有县政府行署，教育有联立高中、省立温中，金融界有地方银行、合作金库，交通界有驿运站等，而以省立图书馆为最可欢迎。各界长官咸以文成生日，难得会逢其适，纷纷参加致祭。以主祭者未娴交际，遂不得不越俎与各方交接。”这里点到的自然只是避迁南田山中的一部分机关与学校。后期更多，借用山中各祠堂办公办学，乃至向刘宅借宿，几乎人满为患。作者透露：“自寇扰瓯括，山中遂多政府机关，竟有酒楼三处。”（《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廿九日）接待与应酬，压力倍增，日记中不乏鲜活事例。限于篇幅，兹不一一胪列。
三是作者阅历丰富，“交友遍国中”，为人真率，勤于笔述，因而为近代一批风云人物或文化学术界名家的言行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观察与记录，即使片言只语，也弥足珍贵。
与杨度、汤化龙、汤寿潜、褚辅成、沈钧儒、徐定超、韩国钧、张寿镛、黄炎培、陈叔通、叶恭绰、黄溯初、夏超、吴佩孚、陈诚、沈鸿烈、朱铎民、周守良诸政界人物的交游，与孙诒让、章太炎、宋恕、陈黻宸、邵飘萍、马一浮、柳诒徵、吴昌硕、许璇、余绍宋、马叙伦、夏承焘、李雁晴、戴家祥、王季思、钱南扬、王栻、洪焕椿等学人的往还（参见书后“主要人名索引”），相关内容可以弥补他们传记或年谱的不足，或印证各自日记的记叙（如夏承焘、王季思），这为个案研究、还原历史及知人论世提供十分有益的补充。
如《疚庼日记》中附录的孙诒让光绪三十三年八月《致省学务公所及省教育总会书》，早已由慧眼识珠的张宪文先生辑入《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进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刘祝群与徐定超的交往经过，卢礼阳编撰的《徐定超年谱》，从《疚庼日记》中摘引九条（见陈光熙编校《徐定超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2月版），就辛亥前后徐定超主持浙江师范教育、参与保路运动、组织尚武会及温州军政分府都督任内采购粮食等活动，补充了一组新的材料。
褚辅成、沈钧儒是《疚庼日记》作者省谘议局的老同事，并非泛泛之交。但作者不囿于友谊，依然仗义执言。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七日（二月廿六日）日记：“《通志馆馆刊》第一期出版寄来。有老友褚辅成记辛亥浙江革命事实，中多曲笔。如杀贵林及其子海量一事，实为残忍。记中但云：‘由汤寿潜作书，劝驻防旗营投降，傍晚将军派代表到谘议局见汤，接受投降’等语。所云代表，即杭防协领贵林，字翰香。是时，杭防之不抗拒，实由贵林之劝阻。林之来谘议局见汤，实由褚之假汤之名，招而杀之。汤初不知，闻而痛哭。及林子海量奔至收父尸，褚复执而杀之。揆诸人道，何忍出此？此皆余所目睹者。褚自掩其残忍之事，盖亦知当日议论多非之矣。春秋之义，不杀降人；仁义之师，何忍及子？读此记也，乃益叹史书所纪殆多当日强有力者反覆其辞，与事实是非实相悖也。”此说与张宗祥的记忆可互相印证：“褚辅成等与之（指贵翰香，引者按）有宿嫌，乃假蛰仙名刺请其赴议，至则不令入见，缚而枪毙之。其子及一统领偕来，亦毙之。”（见《疑是录》，引自《张宗祥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册，198页）类似材料理性客观，又出自知情人之手，岂可忽视？
同样，《疚庼日记》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八日（夏四月初二日）关于沈钧儒的条目：“寄北京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衡山老友书，陈述民间疾苦。”《沈钧儒年谱》（沈谱、沈人骅编著，群言出版社2013年11月版，330页）相关年月漏记，有必要据此增补。
余绍宋存世日记截止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底，其后余绍宋任浙江通志馆馆长，刘祝群应聘为通志馆编纂，来往密切，《疚庼日记》中的相关记叙对研究余绍宋晚年生活与通志馆业务，不乏参考价值。作者与温州实业家王理孚、杨雨农等交谊深挚，假如编订《杨雨农年谱》或增补《王理孚年谱》，显然也绕不过这部日记。
另外，刘祝群与刘绍宽“心心相印”，“两家累世通好”，与老同事张棡及其哲嗣张慕骞父子也情投意合，随着《刘绍宽日记》（全五册）与《张棡日记》（全十册）的出版，读者期待《疚庼日记》的及早问世，自在情理之中。
四是抗战时期乃至解放前夕，基层政治生态，当地民情习俗，尤其是物价变动，《疚庼日记》中均留下第一手记载，同样值得珍视。
如《疚庼日记》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廿二号（腊月初三日）：南田“区长蒋理斌又有更调之说。设署未及一年，长官已经再易。吾国政治之窳败，实由执政者之以官为戏。哀哉！”区长任期未满即轻率变更，根子在于“以官为戏”，作者的批评毫不留情。
《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六日（五月初四）：“家人制角黍过午节，此一太平景象也。时事如是其亟，山中人惟知自乐其乐，可见我国民程度矣。然闻某达官，前以巡视地方考察政治为名至永嘉，随行治膳者七人，调烹西餐与广东菜、北京菜者各二，其一则制面包。口头则以战时节约、平抑物价为对民众训话之资料。其尤骇听闻者，则属僚进土娼侑酒，竟三宿而后出。吾浙吏治之败坏，至于此极，皆斯人之罪也。吾侪小民，口不敢言，闻惟炸舌而已。哀哉！”某达官如此肆无忌惮，而作者隐去其名，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廿四日（二月朔日）：“阴云密布，非得雪不能放晴，围炉看书，犹觉战栗，彼饥寒交迫者，真不聊生。而政府中人，方饱食暖衣，以朘剥民脂民膏为快；地方恶少，盘踞自治机关，其狠恶尤甚于官吏。害更切近。吾民之惨苦，屈伏于七重地狱之下，不能喘息，哀何如之？”所谓“七重地狱”，小注交代：“自省政府、行政专员、县长、区长、乡长、保长、甲长，凡七级。”此处“七重地狱”的提法，形象概括，不亚于“三座大山”，令人过目难忘。
关于物价的记载，《疚庼日记》第十七册、第十八册的记载尤为翔实。
以稻谷为例，《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廿七日、三月十六日、三月廿六日、四月廿四日、五月二日、五月三日、五月廿二日、八月廿八日、十一月十日，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廿二日、四月廿六日、四月廿七日等条，不厌其烦，逐一记录，从每百斤法币六十万圆、每百金须二百万，一路飙升至每斤一万元，可见物价疯涨之一斑。
再如柴草、火柴、中草药、芥菜、豆腐、酱油、黄鱼、黄酒、人参、剃头、邮费、车船票、雨伞、婚礼人情、国文教科书、纸张、制版等开支或波动情况，《疚庼日记》中时有反映，可见战争对百姓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其中对于“纸张”的价格波动，作者也有切身感受。《括苍丛书》第二集交南京印制厂排印，原本俟其印齐，再将总序及题签寄去付印，再行装订。乃因时局震动，该厂虑有散失，遂将印成者先行装订，以致出现差错，第一种首册竟未订入总书签及叙言，而刊印年月又复误作“太岁己丑”。为此不得不设法补救，补印总签与叙言，将首册重行拆订。当时作者旅居温州，“往叶怀古斋刻一总书签之板，需工金六百圆，折合昔之法币计十八亿万元，诚堪骇怪。”（《疚庼日记》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七日）面对“十八亿万元”的天文数字，作者感叹“诚堪骇怪”，就不难理解了。
所有这些，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史与经济生活史，无一不是鲜活、真实而具体的素材。
此外，《疚庼劫馀日记》对于刘祝群本人清末留学日本情形，参与浙南新式教育事业，追随孙诒让在温州办学、奉命考察泰顺学务、调解乐清罢课事件；辛亥年作者投身进步事业，参与浙江宪政事业与保路运动的经过等等，也有简略而生动的反映。
正因为《疚庼日记》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当年即已引起知情人的关注。主持浙江通志馆的余绍宋（越园）就约请作者摘抄“宣统初年浙路抗款始末之日记”，“以供通志大事记之材料”（《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廿一日、三月卅日）。作者理所当然满足了余绍宋的要求。
长年致力于雁荡山开发保护的乐清蒋叔南，应约为《石门题咏录》作跋（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对这部日记推崇备至：“继读其《疚庼日记》，积卷数十，民生利病之原，风俗兴替之故，身世悲愉之感，莫不详之，而于搜求乡邦文献，致力尤勤，非易事也。”（拙编《蒋叔南集》，黄山书社2009年2月版，卷五，565页）可谓惺惺相惜。仙居李镜渠（字秋禅，刊印过《仙居丛书》，后应聘浙江通志馆分纂），则将之与《越缦堂日记》相提并论：“所为《疚庼日记》，□卷盈箧，凡民生利病之原，风俗兴衰之故，身世悲愉之感，莫不详之。近世自李莼客《越缦堂日记》外，殆无有逾之者。先生长身鹤立，银髯飘逸，今年春秋六十有八矣，然耳目聪明，精神完固，雪钞暑纂，弥见勤劬也。”（《南田揽胜》，原载《东南日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
2010年底，温州市图书馆馆藏日记手稿整理工作启动。或许考虑到我此前几次借阅与援引《疚庼日记》，而且发表过《想起刘祝群》的评论（见《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2月14日），一位同事提议我点校这部日记。因我承担的审稿任务很重，加之徐世槐先生诚恳地表达了整理刘祝群著作的意愿，2012年5月温州市图书馆正式委托徐世槐、张宏敏两先生合作整理《疚庼日记》。嗣后因宏敏兄调离温州，整理进度受影响，直至2015年12月24日起，才陆续交稿。2016年1月5日，我开始审读书稿，至2018年1月24日，前后花费176个工作日（包括2017年国庆假期抽出的四天），一审纠正标点差错、文字误植（或未认出）、脱漏、衍文、互乙等若干处，书稿陆续返还徐先生两位助手修改，后期主要是朱赞全先生在做。今年1月26日开始二审，至6月13日全稿完毕。一事了结，如释重负。其中甘苦，非局外人所能体会。
兹应徐、张两位先生之嘱草就前言，整理经过由世槐先生另撰后记交代。书后的主要人名索引，系宏敏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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