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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网易看客栏目出品。
我在广东湛江东海岛长大，18岁前按部就班地在岛上生活和学习，大部分时间热衷于带领伙伴们在岛上淘气、打架、闯祸。直到18岁接触到舞蹈，我的生活 轨迹才一点点发生变化。 18岁第一次进舞蹈房，我被女生吓了出来 学习舞蹈始终绕不开两个人：迈克尔·杰克逊和我哥。 2009年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去世。那时本该升初三的我因为打破了一位同学的头而休学在家。 当时我对迈克尔·杰克逊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去世的消息在东海岛上传得很广。我窝在房间一个星期没有出门，在电视里看遍了关于他的报道，然后跑去家附近的网吧，刻了很多他的碟，回家没事就打开DVD，对着视频，模仿他的舞步。 高一寒假，我哥偶然看到我在房间里学习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步，等到村里做年例（传统祭祀活动），戏班中场休息，他便使劲怂恿我上台给大家表演，跳一段之前练习的舞步。 我哥那时刚从广州复员回乡，大家都很尊敬他，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就硬着头皮跑回家里取了MP3，跳上戏台，为乡亲们表演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代表作《Beat It》。 下台后，我哥问我：“想不想学跳舞？”我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想去学习舞蹈的愿望，我哥笑着和我说：“马上送你去‘星海’当明星！” 那几年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正统治着电视屏幕，像周笔畅、刘惜君，都是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毕业而踏上“星途”。在我们那个小岛，很多人认为，只要从星海毕业，会有很大几率成为明星。 我哥直接带我出岛，前往湛江艺校。我们咨询校门口保安：“学校有没有街舞教学？”保安一个箭步走到我们跟前：“有有有，学校什么舞都有！” 我们被保安拉进学校，办了入学手续，交了1年学费。后来我发现在“生源表”里，我成了保安介绍来的“远房亲戚”——那位保安如此热情，原来是为了400元的介绍费。 见到老师后，我才知道保安的话只是一句谎言——学校根本没有街舞专业，学生社团中倒是有街舞社，可这只不过是同学们自发练习和表演的一个学生团体。 报名当天，班主任带我去了趟舞蹈房。推开门，一群女生穿着粉色连体衣在练习舞蹈，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服装以为是泳衣，吓得立刻低头跑了出来。 第二次见到老师，老师问我年龄，我驼着背闷头回了句“18岁！”老师立刻叹了口气。随后老师问我的家乡，一听“东海岛”三个字，又唉声叹气，伴着一句嘟囔：“又来一个东海岛的！” 东海岛在广东当地名声并不是很好，很多人觉得东海人民风剽悍，经常打架。我自己就是个典型案例，在岛上时除了下海打鱼，经常和别人打架。那时候在我身后常常会跟着一伙小弟，每个人都威风凛凛，我们在岛上有着自己的快意“江湖”。 出岛来湛江艺校学习舞蹈，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远离家乡。在岛上大部分人只讲客家话，我突然来到一个讲粤语、普通话的陌生环境，无所适从，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剥了壳的鸡蛋，安全感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我插班进校练习舞蹈时，离学期末只剩不到两个月时间。在那几十天里，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疼痛”。18岁早已不是练习舞蹈的黄金年龄，我的大部分同学控腿都是一步拉到头顶，而我只能歪扭到膝盖，劈叉、下腰也是样样不行。为了增强身体的柔韧度，我不得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掰腿训练。初学舞蹈时，总是伴随着全身撕扯的痛，但我不敢和老师说，每周末只能偷偷返回东海岛，找正骨医生治疗。 到了学期末，我隐约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柔韧协调起来。原本打算学期结束就退学回家的我彻底改变了想法，我打算在湛江艺校继续坚持下去。 我想在家中搭建一个简易的舞蹈房，这样可以方便我在家里练舞。假期结束前，我特意去舞蹈房打量舞蹈器具，手脚并用地比划了把杆的长度。回岛后，我在废品回收站花90元买了5根钢管，又花30元请师傅照把杆的样式焊接。最终，我一共花费150块钱，搞定一个简易舞蹈房。学期暑假，我就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劈叉、下腰、拉腿，训练身体柔韧度并做四肢力量简单练习。 没等假期结束，我已经能够轻松地完成横叉、竖叉、下腰的基本舞蹈动作。 回校后，老师和同学看我的眼神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很多人甚至猜测我请了私教。我总是早上5点多起床去操场，绑着沙袋跑步、练弹跳、练体能。学年结束考试，我如愿从班里的倒数第一名成为班上第一名。 湛江艺校是三年学制，第三年是“实习期”，同学们会在第二学年结束前决定去实习工作或者继续读书考大学。当时有单位进校招聘，工作地点在福建，月薪3000左右，这对一个中专毕业生来说，条件算不错。 但我的工作意向不大，家里人也觉得我应该继续读大学，由此我的北漂之路开始了。 在北京，我从富二代成了蹭课的穷学生 2012年，在我前往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求学时，家里出了变故：因为水污染，养殖的虾一夜间全部死掉。 单是养殖场的租金一年就要几十万，再加上建虾池、进虾苗、请工人……那一年我家前前后后亏损达上百万，一下变得负债累累。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属于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一年学费3万多元。我母亲为了给我凑够学费，最终去隔壁村借了3万元的高利贷。 我揣着学费，独自出岛，准备动身前往北京求学。当时湛江飞北京的机票要2000多元，为了省钱，我先去湛江坐大巴到广州，再从广州坐地铁辗转到佛山，第二天从佛山飞北京，机票不到500元。 在艺校时，我曾是同学眼中的“富家子弟”，当时同学们一周的生活费很少超过200元，而我的父母每月会给我500元，整栋寝室就我装了电脑，每次放假都有汽车接送，iPhone4刚上市，我哥就送我一台。那时候我虚荣心很强，走在路上还要装作有人给我打电话，或者会在人群中用最大音量播放一段苹果专属来电铃声，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有一台iPhone。 我到了北京后，父母通常每两周给我打到卡里500块钱生活费。能省下的钱，我绝对不花。 我开始关注现代舞，因为它的身体运动理念相对于古典或芭蕾会更加开放自由，舞蹈动作更关注自然的身体运动，没有太多动作样式的限制，我觉得这种舞蹈比较适合我这种野路子练舞的。 在国内，现代舞起步很晚，除去由林怀民老师在1973年创办的台湾云门舞集，大陆第一批现代舞团，比如广东现代舞团、金星现代舞团，都是90年代才成立，大部分高校的现代舞教学还比较落后。 在北京求学的第一年寒假，没钱买票回家，我借宿在一位师哥的出租房里。当时北京有两个比较有名的现代舞团对外开课，一个是北京现代舞团，另一个是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我每天早上会坐1个半小时公交去“雷动”跟课，中午再赶1个半小时地铁去“现代”跟课。 跟课学费是50元一次，因为没钱，我后来开始尝试蹭课——如果第一节课被工作人员查到没交费，我会找个借口在最后一节课前偷偷溜走。现在想想，那时自己的行为很不道德，但是那段时间我太痴迷于现代舞，如果不去上课，我会显得特别焦虑、慌乱。 到了第二年暑假，为了挣钱凑补课费，我为一家家居馆发传单，底薪1000元，领一个顾客进门有5元提成。那个家居馆平时去的人不多，我整日抱着传单站在门口，只要瞧见有行人就冲过去，给他们介绍日常家居促销，直到把对方忽悠进店里。 这些兼职收入可以维持我的温饱，有时间我还会去“现代”跟课。那时我就想，有朝一日希望我也能够进入一家知名的现代舞团，能够在那里学习、排练和演出。 得到了前辈的赞誉，我却不敢再回家了 2014年，我读大二。4月，国内知名全职现代舞“陶身体剧场”对外招聘舞者。 现代舞在国内的发展至今都谈不上乐观，而陶身体剧场算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走出去”的现代舞团，他们的巡回演出已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一直计划毕业后能够考入这里，所以对招聘格外关注。我想趁这次招聘机会提前去了解他们的模式，为毕业之后做专职舞者做准备。 没想到，我竟一路闯到了复试，而且是复试现场的唯一一个在校学生。陶身体剧场的创始人陶冶问我：“愿不愿意不读书，来这里当舞者？”我说：“如果你们给我机会，我马上就不读书了。” 最终，我办理了退学手续，开始在陶身体剧场实习——我是来了之后才知道实习期间还会进行刷人的。退学之前，不仅身边同学，连学校很多老师都知道我被录取了，很多人还对我表达了正式的祝贺——如果被刷，那简直是很没面子。 我完全没有退路，压力非常大。后来我的大学老师安慰我说：“就当进去跟着师哥师姐们学习，如果被刷了再回学校学习，放轻松！” 初来陶身体剧场，大家都不太看好我。一方面我底子很差，另一方面我对身体和舞蹈的理解不够成熟。只有老板陶冶觉得我的身体有天分，他甚至曾经和团里所有舞者说：“3年后，鹰会是你们所有人中最有特质的舞者。” 我当时受宠若惊，这话为我打了一剂强心针。实习期结束，我如愿成为陶身体剧场的一员。 2014年9月，陶身体剧场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演出，老板娘段妮把她在作品《7》里的位置让给我跳。这是我第一次上台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在阿德莱德买了1000多块钱的巧克力背回国，送给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 2018年，陶身体剧场在今日美术馆演出，演出结束后，林怀民老师上台一一拥抱舞者，轮到我时，他低语：“你是全场跳得最好的一个！” 我当时有些不知所措，云门舞集是华语圈第一个现代舞团，林怀民老师作为云门舞集的创始人，在我心中如同精神领袖般的存在。受到他的褒奖，我更加有信心坚持着自己的舞蹈之路。 没过多久，陶身体剧场在央美展演，结束后有个保安跑到我跟前问：“能和你合个影吗？我感觉你跳得最好。”我立刻想起林怀民老师在我耳边的低语，整个人都为之震颤。 这两句类似的话，让我意识到身份、职业、知识水平等任何因素都不会妨碍一个人面对美的判断，也给了我很大的创作信念。我在编舞的时候从不担心观众会看不懂现代舞，他们的眼睛和心灵在我这里会闪闪发亮。 我的家人只知道我在北京跳舞，至于跳的什么舞，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如何，他们无暇顾及。家里的情况，父母也不会和我说。 直到入团后的第一年春节，我回岛后才发现，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了。 广东人热衷做生意，挣钱多少往往是家乡人评价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参考标准。可是我对那些事物提不起兴趣，舞蹈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听过太多前辈自嘲现代舞是个“乞丐”行业，可观的收入和自由的时间都不能保障。因为我经常在国外演出，在亲友的想象中，薪资肯定不错，能出国演出意味着能挣大钱！实际上，如果我继续选择热爱的现代舞，恐怕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会亏欠家庭太多。 回京后，这种裹挟着无助和愧疚的负面情绪一直笼罩着我，压抑之下，我向陶身体剧场提出离职。 虽然心结最终被同事们轮番劝解开，但我自己却用尽整个2015年才把它完全消化。继续跳舞是我当时面对自己做出的一个郑重决定，它见证了我生命中最大的自私和热爱。 从那年之后，出于某种程度上的逃避，我不太敢回家过春节，因为在家乡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你，即便我从事着热爱的行业，但是那种对于家庭的内疚感始终让我喘不过气。 2016年年底，陶冶开始编现代舞作品《9》。当时他给舞者很大的发挥空间，我在其中独有的一些特质显露了出来，陶冶看到后开始重视我，跟我分享了许多编舞的经验和方法。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从表演到编创的转折期，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思维在高速运转。2018年，我先后认识了国军、阿朴、卜瑞、唐晨，我觉得是时候编排属于自己的作品了，后来我正式离开了陶身体剧场，创办了属于自己的鹰剧场。 不发工资的舞团还活着 创办鹰剧场之初，我们并没有排练厅，我和朋友们经常去附近学校舞蹈教室排练舞蹈。后来我们干脆就在马路边、楼道里、高架桥下排练，经常有路人问：“你们在练什么功夫？” 后来好友一兵把他在顺义郊区的画室借给我们。宽敞明亮的画室适合排练舞蹈，可是冬天这个屋子并不能供暖，电暖气取暖效果有限，电费又太贵。我们只好靠多穿衣服，在零下10多度的室温下练习舞蹈。水泼在地面就会结成一层冰，我们的头顶会因为身体的热气而不停冒白气。 那个冬天，我们所有成员都习惯感冒。舞团最初的两部作品《M》和《O》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完成。 2019年4月，舞团在北京进行了创团首演，台上台下都是祝贺之词，但大家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没有演出邀约、资金扶持，国军选择离团，服装、灯光、拍摄等幕后制作费用让我欠了一身的债，胡静和阿朴的积蓄在近半年的排练中也所剩无几，鹰剧场面临着解散。 胡静提出暂停排练两个月，每个成员先出去挣点钱，再聚在一起排练舞蹈、编排我们自己的作品。我当场否定了这个提议，因为我心里很清楚，这件事一旦停止，回归起初的样子基本无望。 幸运的是，胡静和阿朴俩人最后都说服自己，愿意再咬咬牙，一起度过这艰难的时期。就这样，濒临解散的鹰剧场在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坚持下度过了寒冬。 告别滴水成冰的画室，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搬到了北京南三环附近的一个家具展厅空间，将那里当作临时排练厅。我和阿朴在排练厅附近租了个客厅隔断间，上下铺，月租1800元。胡静则在朋友家借住，有时排练加班晚了不方便回去，胡静就会选择在我们的住处支一张简易折叠床凑合住一晚。 我们的房间装的是塑料折叠门，只要有风，整扇门就会在空中飘成45度仰角。我们住的那个隔断旁边还有另一个隔断房间，每到夜里就会传来鼾声，富有节奏，此起彼伏。我本想要用这鼾声编支舞，但还没来得及录音，警察却先找到我们。 客厅隔断屋出租在北京属于违法，我们住的那间客厅已经被改装成两间卧室，警察前来的当天，我们的卧室就被强制拆除。由于中介不肯退押金，当时阿朴又在外地，我一个人最后干脆把拆了的板子一块块装回去，继续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 鹰剧场仍然活着，没有演出，我们就埋头创作，每周排练6天，每天从早上9点持续到下午6点。因为演出机会有限，我们目前也发不出工资，剧场活到现在，仅靠大家对于舞蹈的执着度和行动力。 我深知这不是一个长久之策，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演出，需要走出去让观众看到我们的舞动的身影。 小时候，作为孩子王，我会带着一伙人去田里偷西瓜。长大后我经常想，如果当时我不是带着大家去偷东西，而是带着大家一起做些有意义的事情，那该多好。也许做鹰剧场，就是冥冥之中对这个念头的回应。 经常有人好奇，我没钱没背景，外加一口烫嘴的“广普”，怎么就能说动一伙人在北京不顾一切地跳舞？我思来想去，只能把我们走到一起且坚持到现在的原因归为大家拥有一致的价值观，愿意一起做这件事情。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对“舞者”这个身份格外尊重，就像我在任何一间排练室，只要看到地胶就会脱鞋。我相信大部分舞者只要站到地胶上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不论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什么，只要能舞蹈，我们就会变得清澈，变得力量无穷。 在现实中，不仅仅是创团不久的鹰剧场活得艰难，国内大部分独立现代舞剧场都在面对经营困境。跳舞的这些年，或许因为行业情势、生活压力、观念变化，我明显地察觉到能称得上是舞者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想成为舞者的年轻人也在变得越来越少。 可偏偏就是在这样不甚明朗的大生态里，鹰剧场以百分百贫瘠的土壤，收获了百分百丰沃的果实——胡静、阿朴，包括后来加入团队的小明。他们中任何一位舞者走上舞台都光辉熠熠。但首演结束后的一年多来，受疫情影响和大环境制约，我们都没有再登上过舞台进行演出。 今年2月份，尽管疫情严重，我们还是恢复了日常排练。那段时间，也是鹰剧场迄今为止最艰难的一段时光。由于排练厅不开放，我们在室外排练时间长达3个多月。 为了省钱，我们早上会炒一大盘油麦菜或菠菜，浇着菜水吃两碗米饭。菜不够吃时，我们就会吃酱油拌饭。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结束排练后，大家都比较期待晚餐——因为有阿朴从老家带来的腊肠。就着腊肠，我们每个人足足可以下三碗米饭吃。 4月份，马上又要面临交房租。最后我们在剧场的公众号上硬着头皮对外发了一封名为“我们想继续”的求助信。陶冶和段妮看到后，立刻给我转了1万块钱，嘱咐我：“不要轻易言败。” 通过那封求助信，5天内我们收到了3万多元的捐款，这笔捐助让鹰剧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活到今天。 随着疫情放缓，国内演出市场渐渐复苏，幸运的是，鹰剧场也定下了10月份在秦皇岛阿那亚艺术中心圆形剧场进行新作品首演。阔别552天，鹰剧场的所有舞者终于可以和大家在剧场见面了。 但是我们深知，还没有渡过难关。 对于一个初创的舞团，未来的路会怎样呢？我时常想起2019年11月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后台，林怀民老师得知我独立创团，摸着我的头感叹：“会很艰难呀！” 那时候林怀民老师对我说：“门就在那，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去开门吧。”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应该做那个开门的人。 口述 余锦鹰 | 作者 陈树 | 编辑 郑海鹏 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pic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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