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六十年：刘祝群的悲剧人生
金丹霞
南田小学是文成县有名的百年老校。七十四岁的当地农民刘天健每当经过学校门口时，都有一种异常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因为在这所爷爷创办的学校里，他亲眼看着七十五岁的老父亲被拉上台宣判死刑，并押往两百公尺外的一坵旱田上执行枪决。
那是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他和母亲在民兵的监视下，被强迫参加文成县在南田小学操场上召开的万人公审大会。年仅十二岁的刘天健目睹了人生中最残酷的一幕。
从此，“刘祝群”这个名字让相依为命的母子三人讳莫如深，战战兢兢。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这个名字重又被渐渐提起时，却成了温州文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人物。
沧桑世事，总输他翻云覆雨手。
刘祝群六十七岁像
一
二十二本幸存的日记勾勒出刘祝群曲折的人生轨迹，成了今日“华阳小筑”的镇室之宝
刘天健现在依然住在父亲当年耗费半生积蓄亲手建起的“华阳小筑”里。
这座宅院位于南田老街上的中心位置，距离南田镇政府和南田镇中心小学都很近。因背依华盖山，取名华阳小筑。二〇一三年初被批复为县级文保单位。
只是当初这个占地三千多平方米的大宅院，土改后就住进了十几户人家。属于刘天健一家的只有一个卧房和一个灶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正是他和父亲当年共居的卧室。刘祝群老来得子，视天健为心头肉。儿子五岁后父子同居一室，由他亲自照顾。
就在这间屋子里，刘天健一遍遍重温父子相处的短暂时光，后来也是在这间屋子里，顶着“五代地主”帽子的刘天健熬过最艰难的时日，娶妻生子。
如今屋里摆着一张大床、简陋的布沙发和桌子，靠墙还立着一个小书架，显得颇为局促。桌上堆满大大小小的药瓶。病卧在床的老伴生活无法自理，吃喝拉撒都要刘天健服侍。
沙发靠着的一面墙几乎被四条屏占满，上面大大的红叉表明了它在破四旧年代的遭遇。这是数年前刘天健从景宁花两百元购得，又花了八百元元裱褙而成。
发黄的宣纸已被蛀蚀得斑斑点点，有些字也已缺损，但根据上下文还猜得出。大字行书清秀峻拔，写的是一首诗：
买个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自知世上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吏为官皆幻梦，能诗能酒即成仙。世间百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
根据落款可以看出这是刘祝群一九二四年写给朋友的一首诗。其时刘祝群四十八岁，已解甲归田四年余。
四条屏旁挂着刘祝群六十七岁时拍摄的照片，面容清癯，气质儒雅，眼神中隐有忧郁之色——这照片是刘天健辗转从温州市博物馆找到的。
华阳小筑 瞿冬生 摄
四条屏 瞿冬生 摄
经过文革多次抄家，父亲的照片、藏书、字画以及购买的股票、公债统统被抄没，而原本挂在门楣上由蔡元培题写的匾额“华阳小筑”也被捣毁，一次次洗劫后，父亲仿佛不曾在这世上留下任何痕迹。
刘天健很不甘心。随着社会形势和人们观念的变化，他越发觉得父亲死得太冤。一九八六年他向各级司法部门提出申诉，要求为父亲平反。县法院组成复查组经过一年调查后认为，当时判决的罪名，如害死人命、谋杀红军、勾结土匪攻打南田区公所、变卖土地破坏土改、召开地主黑会等均属莫须有，然而终因某领导说了句“文人杀人不必自己动手，写封信就可以了”，平反的事不了了之。
深感失望的刘天健开始多方搜集父亲的资料。他曾在文成县文化馆意外地看到两本破旧的“疚庼日记”——正是小时候他非常熟悉的父亲的日记本，便索回保存。二〇〇五年他又惊喜地获悉，温州市图书馆还藏有父亲的二十本日记，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刘天健将手中的两本日记赠送市图书馆，图书馆则将所有的二十二本日记复印一套送刘天健珍存。
这二十二本日记写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五〇年，书脊线装，古朴端方。这批大小开本完全统一的日记成了华阳小筑的镇室之宝，刘天健时常拿出来翻阅。
其实一九一九年前刘祝群已写了二十九年日记，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他在日记第一页上写到：“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余年十五与姊夫周君友三始置日记……未尝有间也。惟纸本修广不齐，不能汇成巨佚”，因此他决定用上好的纸张，请人刻版印成日记本，“供我日日记事，颇觉整齐”。
一九一九年前的那些日记，被一九三五年从平阳山门过南田的红军烧毁大半，唯有遗落于书架后面的六本得以幸免。刘祝群后来将此六本摘要抄为一册《劫余日记》，从中可见其早年留学及从政生涯之一斑。
刘祝群整整写了六十年日记。最后一本日记虽然写于人生最困顿的岁月，但这六十年的坚持还是让他颇为自得：“六十年之日记未尝间断，虽无足观，聊以自珍。固初愿所不敢期，而今日竟成，遂得大书特书，曰南田山中之老悖积有甲子一周之日记，不知古人亦有先我而成者乎？”
这则日记写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两个多月后，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一九四九年政权更迭之际，他似有预感般将二十本日记及《劫余日记》送交籀园图书馆馆长梅冷生保存。而早在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他还多次将数百件文献公函等送存籀园图书馆。解放后文管会成立，部分资料被移交温州博物馆。
尘封于图书馆、博物馆的这批日记、文献，终于在半个多世纪后重见天日，让后人拼凑出了刘祝群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轮廓。
刘祝群部分日记与著作 黄泽 摄
日记内页 黄泽 摄
二
刘祝群的名字和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连在一起
刘耀东，字祝群。又字葆申，号疚庼居士，晚号启后厅长。生于清光绪三年（一八七七）。明代开国元勋刘基第二十世孙。
儿时刘祝群在家乡求学，父亲刘凤仪是他的启蒙教师。九岁入南田西园书院读私塾，十六岁中秀才。南田地处僻远，时属青田县境，取道丽水反而比温州方便。于是刘祝群二十一岁时赴处州（今丽水）莲城书院，以十名内成绩肄业。后又赴杭州游学，在杭州武备学堂读书。
二十七岁那年，他来到瑞安拜入一代大儒孙诒让门下，因“学行俱优”被孙诒让和时任温处道的地方长官童兆蓉选送留学，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深造。沈钧儒、陈叔通、汪精卫、胡汉民、余绍宋等人都是他当年的同学。在《劫余日记》中，刘祝群详录了毕业成绩排名：汪精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自己位列第二十五名。华阳小筑老宅中至今挂着的一幅刘祝群夫妇合影，题字者即是汪精卫：“启后亭长周甲齐眉俪影。丙子十月同学弟汪兆铭题。”那是一九三六年刘祝群六十大寿时在南昌的留影，文革抄家时被村民觉得好看而藏起，其后人不知照片中何人，凑巧问到刘天健，躲过劫难的照片才重新回到刘家。
清朝末年，风云激荡。刘祝群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关心国事，希图变革，探求维新，因此一九〇四年即参加了蔡元培任会长的光复会。一九〇五年秋间在日本时，又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与留学生爱国运动，被推举为浙江同乡会干事长。
在日本留学两年后，一九〇六年刘祝群学成归国。他的回国护照如今还陈列在温州教育史馆，见证着温州第一代留学生跨出国门的足印。回国初期，他供职教育界，先后被温州府中学堂、金华府中学堂聘任为教员。一九〇九年开始投身政界，被选为浙江省咨议局常驻议员，与平阳王理孚、乐清黄式苏、杭州陈叔通等人成为同事。自此，王理孚与刘祝群等十余人，对地方财政混乱、官吏贪污成风等问题多次联名向省咨议局提出质问书。二人也因志同道合、声气相投结下了半个世纪的交谊。
辛亥革命后，刘祝群先后出任松阳、鄞县、宜兴等县知事，一九一八年调任江苏省运北统捐局局长，授五等嘉禾勋章。第二年又调任宝高税所所长兼办宝高烟酒税捐事务。
在外求学为官的经历使刘祝群交游甚广，他日记中有记载的贤达名流就达两百余人，遍及军、政、商、学各界，且多有书简往还、诗词唱和，堪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章太炎仰慕一代伟人刘基，希望能葬在刘基墓边，就是通过友人联系到刘祝群，在他的帮助下获族人同意。虽然后来因抗战爆发，交通不便，章太炎身后未能实现夙愿，却留下了这段历史佳话。
刘祝群为人慷慨，对好友常解囊相助。得知刘景晨因故下狱，经济窘迫，便转去二十元交县狱给他使用；得知严范孙开办南开大学，经费有限，便奉捐八十元襄助；好友杜冠卿去世，其子学费一年五百元，他慨然分担一半；每得古书字画也不忘寄赠同好者共赏。
不少人都曾留宿刘祝群的华阳小筑，如丁辅之、陈叔通、王福庵、余绍宋、许绍棣等，特别是抗战期间，浙江通志馆、省联立高中、省立温中、英士大学等相继避迁南田，联高教师钱南扬及通志馆编纂俞寰澄在华阳小筑一住就是两三年。钱南扬先来，住右轩尾，俞寰澄后到，居左中屋。自此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论国事，谈诗文，在战火硝烟的纷乱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山中岁月。
钱南扬来函 黄泽 摄
非常时期结下了非常情义。当时年仅五六岁的刘天健先后拜钱南扬、俞寰澄为谊父。抗战胜利，俞寰澄返沪后即寄来以刘天健为户头的交通银行存折一本，存有供他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费用。一九五七年，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的俞寰澄辗转得知刘家近况后，来信询问详情，并每月定期寄来十元人民币、十斤粮票，直到一九六七年逝世。他痛惜于刘天健小学毕业即辍学务农，还寄来从初一到初三的语文课本让他自学。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钱南扬教授也时常寄来钱和粮票。他们的帮助使寡母幼子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感受到了罕有的人情暖意，刘天健称他们“恩重如山”。
三
身为刘基第二十世孙，刘祝群“搜集文献，表彰先世”，为保护先人古迹不余遗力
现属文成县境的南田，民间有“南田九条岭，条条通天顶”之说，可见其地处僻远，交通非常不便。但就是在这大山深处，却走出了中国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刘基刘伯温。他的遗迹遍布温州、丽水，特别是南田留下了刘基庙、刘基墓、刘基故居、刘氏家族墓等重要文物，刘基庙、刘基墓更是国家文保单位。
而这些文物遗迹，无不和刘祝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位于南田华盖山东南麓的刘基庙，敕建于明天顺二年（一四五八），占地面积三千多平方米。古朴肃穆的刘基庙里，左首转角处立着两块青石碑，俯身细看是《重修祠堂碑记》及捐建功德碑，碑文撰写者正是刘祝群。
走过头门，来到仪门。门柱上一副对联：“五百年名世，三不朽伟人。”没有落款。但当地人都知道，这是刘祝群所撰。对联原先刻写在砂石底上，“文革”时被毁，如今所见是前几年根据刘祝群的手迹恢复而来；
正厅之后有追远祠，祠前桂树遮阴。堂上供奉着刘基以上七代的灵位。这追远祠的出资建造者也是刘祝群。
生长在南田这块数百年来深受刘基影响的土地上，刘祝群颇以身为二十世孙为荣耀和责任。一九一七年，家乡修宗谱，他虽在外任职依然被邀为修谱纪事的撰文人。他回顾了刘氏远祖的源流，并回忆父亲曾让他“搜求文献，表彰先世”，奈何自己“少未问学，壮多浮骜，未能仰答先志”，他承诺：“倘鞅掌余生，归田有日，得以搜集一二，以成先志，则耀东之厚幸也夫。”
追远祠 孙焊生 摄
其实，早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三十五岁的刘祝群被授景宁县民事长，便坚辞不受，他已心生归田之念，检点旧藏书，“十年未见，幸皆尚存。从此董理旧业，洗我尘俗胸襟，乃大快事也”！又被授天台知事，亦坚辞，他的想法是：法政学校聘他任教务长兼讲民法物权，每周六小时，私立法政学校亦讲六小时，讲课收入有一百二十元，加上教务长收入三十元，足以自食其力。
年过四十后，刘祝群更是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出对家乡亲友的思念和对宦海浮沉的厌倦。高祖生日时，他感叹道：“余近廿年来奔走四方，未亲祀事。回首家乡，为之凄然。”母亲生日时，又触景生情：“自二十岁后奔走四方，每逢今日作客他乡，鲜能设奠……宦海沉浮，未知明年又在何处也。”与五年未曾谋面的大姐相见时，他悲喜交加：“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诵此诗也，能不感怀？”
特别是年仅二十四岁的长子因不满包办婚姻，在镇江投河自尽，对刘祝群的打击非常大。儿子在遗书中慨世事不可为，劝父早日归田。
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为长子设周年祭后，刘祝群于八月二十九日即携妻儿卸任归田。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廿年奔走，迄未少休，此后亟宜归田修墓。先人有知，当欣然谓予，子归来也。
时年刘祝群四十四岁。
归来后的刘祝群怀着对先祖的崇敬，全身心投入到对刘基的研究中。他搜集资料，整理文献，多年孜孜以求写成《刘文成公年谱》，集制诰、祭文、碑记、象赞、奏疏、丛载六类，经平阳刘绍宽审校后，付梓刊印四百部。这部年谱开启了刘基文化研究的先河。
他筹资倡建的辞岭亭，九十年后成为刘基故里的一处重要景点。沿着仄仄的石板路蜿蜒而上，遥见古朴的辞岭亭飞檐翘角。块石筑墙，洞开拱门，门楣青石上刻写的“辞岭”二字彰显着刘氏先祖的气节：燕王朱棣篡位，逼迫刘基次子刘璟进京。刘璟明知此去凶多吉少，慷慨赴京后在狱中自缢而亡。刘璟拜别族人处，后人称为辞岭。筑门建亭处，墙边绿草掩径，两旁青松护卫。据说这些高大笔直的古松正是刘璟亲植。刘祝群当年所立《辞岭亭记》石碑已无处可寻，但他书写的那副联语却流传至今：到此者应抚心怀古，坐定后试放眼看山。
他提议重修的文成公祠，奠定了今日刘基庙的规模。一九二七年二月二日，大年初一。族人拜祭先祖后，刘祝群召集众人说，先文成公祠堂年久未修，今年议定修葺，不可再拖延了。并慨然表示所需经费他可先垫付。经他多方筹措，当年四月动工，前前后后共花了五年时间，才全面完成重修工程。这是刘基庙建成五百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刘基以上七代先前没有专祠，而是列于文成公祠侧，刘祝群认为于礼不顺，一九三三年，他又独自出资五百金买下刘基庙后土地建“追远祠”，历时一年半建成，祭祀刘基之上的七代神位。
为保护先祖留下的古迹，刘祝群不遗余力，动用各种关系，而事实上他广泛的社会交往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三四年七月丽水城造路，欲迁移刘基祠堂前的石坊，刘祝群就直接给丽水县长写信，还托丽水诸友人力助；一九四二年得知驻守岭根的国民党军队要砍伐古松，即请军方高层制止；一九四三年三月听闻青田县政府计划将城关的文成公祠改造为法院，刘祝群立即写呈文寄青田县政府，并电呈浙江省政府、高等法院、丽水专员公署等，据理力争。在县政府一意孤行、坚持拆改的情况下，刘祝群又寄呈文给省党部、省参议会，寄函陈屺怀、郑笠生等，特别致电陈叔通、陈诚，还由专人送交军用电台发出，终于使县政府不敢私自改造，改成借用，保住了古迹。
在保护先人古迹的过程中，最让刘祝群耗时耗力的还算是那两场官司。前后十年，愤怒、烦恼、沮丧、疲惫，各种负面情绪交织纠缠，令刘祝群心力交瘁，但“惟事关修复祖墓，义不容辞”。
明代照磨公系刘基孙，一九二四年其坟墈被张姓村民第四次侵占。其实刘祝群父亲就曾为这桩旧案奔走讼庭，对簿公堂，他曾亲眼目睹父亲痛哭流涕誓必修复的情景，还写有《哭墓诗》五言长歌，一字一泪。不料三十年后古墓地又被毁。刘祝群再度奔走，殚精竭虑，终于在瑞安穗丰同族家谱中搜求到图绘，详列照磨公墓址，以此作为证据起诉，历时五年终于打赢官司。
刘基在夏山的土坟，被徐姓人家侵占。一九二七年冬，刘祝群迫不得已又开始打这第二起官司，“五年诉讼，七次对簿，两次复勘，案牍盈尺，始得保守先人之业”。刘祝群因此为刘基墓重新立碑。
归乡十八年后，刘祝群自己有这样一段总结：蛰伏家园，孜孜惟先世祠墓之保守，以照磨公墓之侵掩，文成公墓山之被夺，讼之有司，先后十年，使还故土。其间修葺文成公祠堂，造辞岭门、追远祠等，皆发于尊祖敬宗之诚，惟力是视余。若地方公共之事业，不敢后人，而不敢告劳。
观稼亭 黄泽 摄
辞岭亭 黄泽 摄
云表门 黄泽 摄
四
刘祝群不仅是地方上各种公益事业的带头人，也当仁不让成为一方民众的代言人
回到家乡的刘祝群不仅是刘氏家族中的核心人物，而且成为地方上各种公益事业的带头人，乐善好施，千金散尽。即便屡遭家庭变故，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三子及长孙先后过世，自认“百念俱灰”的刘祝群“惟于地方公益事业一息尚存”。
渡船无人看守，来往交通不便，他首捐二十元，和乡人商议集资雇专人负责；当地没有邮箱，邮件常被延误，他敦请省邮务管理局开办地方邮寄业务，方便当地百姓；没有西药诊所，村民急病常束手无措，他发愿办诊所聘医师购药物……
南田小学是刘祝群父亲一九〇八年发起创办的，因此他对学校的建设格外用心，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捐银修筑南田小学门口至辞岭亭道路，越六十余丈；督工修理南田小学校舍；捐资百元修葺南田小学；买妙果寺左墙外田三石，助南田小学作操场……
南田多山，刘祝群深感漫漫山路难行，于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发起设立修亭会，为行人提供便利。修亭会名曰“九九”，因为“以修葺九都境内之路亭为范围，组织之者九人，故云九九耳。且九与久谐声，组成此会，期其久远”。修亭会还拟定章程，每年修葺一座破损的路亭，以憩行人避风雨。
刘祝群一直有心筑亭施茶。因为自岭根至南田三十里，途中五个亭子中只有两个施茶；而自武阳至南田十里，由南田西去八都，东走瑞安、大嶨、岭头都有三十里，却均无施茶处。他打算耗资数百元在大水桥畔筑亭煮茶，以供行人。大水桥是自林坑或岭根至南田而西去八都，或过桥往东去瑞安方向的必经之路。从拟定计划到一九三二年八月茶亭落成，时隔五年之久，这不禁让刘祝群感叹：居山中办一件事成颇不易。
茶亭名曰启后亭，五间两层。楼下雇一人烧茶，六月有伏茶，平时供茶水，常年不断。楼上则藏书，刘祝群常于此处读书习文，此后便自号为启后亭长。他为此亭拟了三副对联，其一感怀云：人生固寄也，故里好溪山，挂笏早还，留此雪中鸿爪；过客何劳乎，前途多风雨，停车少住，听彼林下鸡鸣。他还将山中名胜古迹、历代人物以及刘氏家世书写在亭中四壁，供行人歇脚喝茶之余观赏。
北宋《太平寰宇记》称南田为“天下七十二福地”之一：“万山深处忽辟平畴，高旷绝尘，风景如画，桃源世外无多让焉。”抗战期间，这个一向偏僻安静的世外桃源却成了人来熙往之所。一九四二年为避战火，浙江省府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大山深处的南田。刘祝群也忙得不亦乐乎，时而督工扫除南畊公祠，协助安顿省图书馆入驻；时而迎接联立高中师生，安排在文成公祠开课。因省教育厅未及时拨教育经费，联高师生每日开伙及其他开支无处着落，刘祝群立借数千元救急；联高教师生病，他送去两百元；学生从军报国，他赠五百元以表敬意。
作为地方上享有威望的乡绅，刘祝群当仁不让的成了一方民众的代言人。一九四一年当地久旱不雨，严重影响了农田收成，贫困农户粮食难以为继，县政府却又要提粮八万余斤外调。六十五岁的刘祝群多方奔波，两赴青田，陈述民情，一方面请县长翁柽取消粮食外调，并将这八万余斤粮食平粜给农户，一方面在乡里召集保甲长会议，痛劝存粮户勿再丧心病狂囤积居奇；同时又请求县粮食管制委员会再拨粮两万斤，助山村贫民度过了青黄不接的荒年。
一九四四年青田、瑞安、泰顺三县边区划分新县，讨论方案时，刘祝群提议以“文成”为县名。后来县政府成立时，“文成县政府”五个字也是请刘祝群所写。一九四八年三月，文成县新县还在筹备时，召集乡绅开会筹备建设经费，因数额巨大，摊派到百姓头上负担很重。刘祝群挺身而出，书呈浙江省政府，指出添设新县，是为便利民众，若因设县而增加民众负担，实在不是设县的本意。何况战后民生凋敝，再加重摊派，普通百姓如何承受？因此他恳切地表示：“爰敢不避斧钺为民请命，伏乞垂察地方实情，所有新县建设经费，统由国库支出，豁免地方摊派，保全民生。”
刘祝群与堂弟刘慎甫合影 温州市博物馆提供
五
幼年丧母，老年丧子，皆为人生大不幸，更何况葬子复葬孙！刘祝群一次次承受着挚爱亲人离去的痛苦
往常大年初一，刘祝群做的第一件事必是：携子孙沐浴焚香，拜谒父母遗像，然后端坐书房，读《孝经》一遍，表示不忘先人教诲。他后来还在华阳小筑的书房后院墙壁上悬挂父亲照片，以寄托思念之情。
所以当一九四九年春节，流寓温州的他因不能按惯例祭祀先人而悲从中来，“洒酒和泪，遥望家乡，不禁心碎，先人有知当哀小子之流离失所不能尽物也”。
刘祝群是非常重视家族、家庭的人，他常常在日记中动情地追述父亲对他的启蒙教育：自幼六岁，府君教以识字，晨夕讲授，指画耳提……父亲在他眼中，“性刚直，有俊伟非常之概”。一九二八年新居华阳小筑落成，恰逢父亲去世二十年，刘祝群把父亲的遗像挂在正厅，想起父亲《六十抒怀》诗中有“谁非谁是今休问，且待将来二十春”之句，伤感不已：“诗中所云待二十春者已匆匆过去。子欲养而亲不待，此千古为人子者所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也。”
刘祝群五岁丧母，因此对母亲的音容笑貌全无记忆，只能从亲友们的诉说中了解母亲的生平懿德，特别是长姊告诉他：母亲生病自知不治，每每念及稚弱的儿子常垂泪不已，叮嘱女儿说，你要善待小弟啊！
长姊如母。比刘祝群大七岁的长姊一直对他疼爱有加，呵护照顾，姐弟二人感情至深。一九三四年长姊去世时，“直到一息弥留，犹呼阿弟”。第二年七月，为纪念长姊，刘祝群在南田和青田交界的岭头建石拱门，名曰“云表”。
历七十年风雨，古朴沧桑的云表门至今尚存，古杭王福庵篆书的石匾门额及刘祝群书写在石壁间的题刻也依稀可辨。只是，它已被掩在还未修好的公路路基下。
从云表门望出去，豁然开朗，群山环抱着一汪碧水，这是青田有名的滩坑水库。刘祝群日记中屡屡提及的“岭根”已没入水底。当年出入南田，岭头是重要的驿站，经“十里古松道”（丁辅之《登鹤口岭》）至岭根，乘船往青田。
寄托着刘祝群对长姊深情的“云表门”，一九八九年时已破败不堪，几近坍毁。刘天健途经此处，遇到在这儿歇脚的一位老人。看着残石断壁和壁上的题刻，老人问：这刘家有儿子吗？刘天健答：有啊！老人说：那他儿子怎么不重修一下？刘天健说：他儿子没钱。老人又说：他儿子就是讨饭也要把这门重修起来。
回家后，刘天健立刻给台湾的亲戚写信求助，募集四千元重修了云表门。
在大家族中，刘祝群是孝子贤孙，也是舐犊情深的慈父慈祖。在他恪守礼仪、谨言慎行的表面威仪下，字里行间毫不掩饰的是对子孙的牵挂、关爱之情。
“儿别离膝下又及匝月。其学问之进修如何，身体之滋长如何，殆无日不念念在心。回首当年游学于外，吾父之念吾者何如。古人诗云，养子方知父母恩，信哉！”
“前日接次儿信。腊月初七八日可以由沪动身。倚闾望眼欲穿。而自初九日朔风甚寒，十二夜大雪盈寸，未知吾儿辈途中究停何处？甚以为念。”
“远离家乡所最苦者病耳。今未知其（指儿子）已痊愈否？为之挂念不已。”
次子、三子当年结伴去上海读书。一九二三年次子中国公学毕业，授商学士学位。刘祝群从南田千里迢迢赴上海，与两个儿子聚餐合影，作为次子的毕业纪念；次子毕业后，三子需独自去上海中学读书，他不放心每年开学都亲自送去。
长孙出生后，他特别高兴，爱其聪慧，寄予厚望：忆先君子尝自谓生平未尝有恶心，子孙当有达人。我自问生平亦不敢为不善之事，此孙或能吐我之气，当善教育之以成其材。
然而命运弄人。幼年丧母、格外重视家庭亲情的刘祝群不得不一次次面临失去亲人的痛苦。
一九一九年长子在镇江自沉，仅二十四岁。从此刘祝群别署疚庼，“伤心千古，未能为父，疚心何如？”
一九三〇年三子亡，亦年仅二十四岁。刘祝群痛不欲生：呜呼！痛哉！廿四年养育教训之辛苦，竟至一病而死。回首十二年前己未六月长儿沉于镇江，此心之痛，至死不忘。今乃又遭此惨，天乎？命乎？他挥泪和墨，写下椎心泣血的两句话：十二载首尾两次痛，廿四年心血一场空！
然而，更惨痛的变故还在两年后。一九三二年，他最喜爱的长孙允誉亡故，仅十岁。允誉在刘祝群日记中占据了大量篇幅，其聪慧可爱、读书明理的种种细节都被详尽记下，对长孙的教育栽培成为刘祝群居家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寄托。
他坚持以成人礼葬之。允誉三岁后，饮食教养都由刘祝群夫妇亲自操持，因此跟祖父母的感情比父母还要深厚。懂事的孙儿临死前抱着刘祝群的脖子，安慰老人不要烦躁……
葬子复葬孙，五十六岁的刘祝群“心已半死”，终日以泪洗面，不能忘情，看到后院花开，便想起和他一起栽花的孙儿；清明祭扫先人，又忆及携孙扫墓的情景；外出归来，不复有孙儿牵衣问话的温馨……
一九三九年，刘祝群唯一的二子也因久病撒手尘寰，年四十二岁。
六
查考古籍，访求线索，致力于乡帮文献的整理刊印，是刘祝群动荡凄苦的晚年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九四七年四月，风雨连绵中，七十一岁的刘祝群决定出山晤友。
“老年出行如去国”，虽然这般感叹，却也未能动摇刘祝群的决心。从南田出山是件颇费周折的事情。他从九都至岭根，需乘舟到青田县城，复乘快船至丽水，再乘汽车到永康换车，凑巧搭上便车准备赴金华，过溪滩时不料车子抛锚，被强拖上岸，行李统统浸水。好容易一路舟车劳顿，总算乘火车到了杭州，得以遍晤旧友。盘桓数日又乘火车至南京，赴国防部会晤时任参谋总长的青田同乡陈诚；再乘火车到上海。回程又经历一番同样的折腾。
出门五十日，来去四千里。这是刘祝群近十年来首次离家远游，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千里访友。
刘祝群是很重友情的人，归居山中时曾与老友相约，每年赴沪杭一晤。最初几年他确实还常兴致勃勃出山访友，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但后来日渐年老体衰，加之时局动荡，刘祝群只能在与友人的往来书函中倾诉思念之情。
这次出山，当然有与诸友人相见的渴望，但更重要的是，刘祝群肩负为《括苍丛书》第二辑筹资出版的重任。
《括苍丛书》是刘祝群耗费十多年心血编纂辑录的先贤遗作。他一九三六年开始编纂《括苍丛书》第一集，计划书目十种。“吾浙郡邑丛书踵出，括独阙如。堕简就湮，宁非恨事！”他埋头故纸堆中搜集、校雠，而且让他无后顾之忧的是，青田同乡、南京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允诺资助刊印费千元。然而世事难料，丛书还在校印时，忽然抗战爆发，百事阻滞。温州也遭沦陷，瑞安的印刷厂搬迁了三次，丛书第一集才勉强印成八种。
僻居南田的刘祝群虽未亲历沦陷，但也时时感受到战争的恐怖气息。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旬以来，日寇叠以飞机炸毁永嘉城市，弥天浩劫，损害不可计数。闻说避至青田城乡几及五千余船，自瓯至青船价百二十元，瓯江仅过一渡须值二十元，此真堪咂舌者。战祸之惨苦，非笔墨所能述也。
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下，还在为《括苍丛书》刊印事奔忙的他，忍不住自嘲：时事至此，家境如斯，犹复抱残守缺，无怪人之笑为迂腐也。
为安全起见，他和印刷厂商定，丛书最后的装订工作移至南田，“此真山中自古以来未有之事”。一九三九年六月，印成千余页的书页共计十四担，分两批从瑞安至龙川、经大嶨最后运到南田。刘祝群专门将华阳小筑中间楼上布置为装订丛书之用。其间还不断与书局邮件往返，寄补印丛书各误页，托买纸衬书面前页等，又恐倭寇纷扰，邮件阻滞，“繁缛至不可状，天下事成功之难如是”。
万山重重，阻隔了山外呼啸的炸弹，四起的火光；六十三岁的装订工人在大屋内熟练地忙碌着，一旁是六十三岁的编书者轻抚纸页——历时三个月，二百部丛书在刘祝群惊喜的目光中装订告成，“为生平一大快事”！
致力于乡帮文献的整理刊印，是刘祝群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查考古籍，访求线索，那些“细如牛毛”的字很耗眼神，常常看得昏花，引发眼疾，他却依然乐此不疲——
一九三三年撰成《南田山谈》，概述南田山水风物，自费八十元交上海仿古印书局排印出版；
一九三四年历时两年编成《石门题咏录》，收入历代文人为石门洞题写的诗词文赋。瑞安池志徵题写书名，瑞安宋慈抱、平阳刘绍宽、乐清蒋叔南分别题序跋；
一九三四年十月，历时多年编成《南田山志》共十四卷，详述南田山水名胜风土人物，成为当地最早一部地方志。温州翰墨印局刊出，费资三百银元。温州叶墨卿题签，平阳刘绍宽、瑞安孙孟晋作序，温州梅冷生作跋。
这些书刊行后颇受欢迎，刘祝群在日记中也记有一笔：“《石门题咏录》近日各处索阅甚众，《南田山志》亦复如之。惜已存书无多矣。”不过，他最看重的还是洋洋巨制的《括苍丛书》。
虽然备极艰辛，但丛书第一集刚印成仅月余，刘祝群就着手筹划第二集编校事宜，因为“暮年印书迫不及待，况遭寇乱正不知此后尚能印得几卷否”。
他拟出《括苍丛书》第二集书目十二种，埋头编纂至第二年底，已完成校勘八种。偶尔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刘祝群却有四顾茫然的感觉：“战祸蔓延，求纸不得，财力亦复不逮，检点收藏，正不知何日得以付印行世也。”
一九四三年刘祝群为出版丛书第二集，再度请求陈诚支持。他了解到，纸张可以购得，但价格非常昂贵，加以种种捐税，统计印成二百部共需三万余元，刘祝群无力负担，颇觉沮丧：“乱世文章更谁过问，亦惟束之高阁，徒劳心力而已。”
正踌躇之际，陈诚来电允助三万元。只是时局一直动荡，抗战结束内战开始，物价上涨的速度令人瞠目，三万元已远不足以支付印费。眼见得局势日变，七十一岁的刘祝群直觉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于是不顾年迈，决定出山晤友谋资。
五十天的辛苦没有白费。陈诚“诺以集资付印”，将此事委托手下办理。然而正是内战激烈之时，先贤遗老的古书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啊！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括苍丛书》第二集才印成五种各二百部，装六个木箱由南京转上海运到温州，仅运费就高达金圆券八万元。另七种虽也印成，尚在装订。
青丽温交界一带正是浙南游击队活跃的地区，刘祝群此时携家人已避居温州城区半年多，常感流离之苦，丛书印成无疑对他是莫大的安慰：“旦夕思念之故纸，每形之梦寐，今幸取出，可免散佚，为之一快。”
可很快他发现这套书印得错漏百出：交南京印制厂排印时，本打算等全部印好后，再将总序及各题签寄去印成装订。但因时局不稳，印制厂担心散失，于是将印成的先行装订了，结果第一种首册竟没有总书签及序，且印行年月又错了。
为了补救，刘祝群只能在温州联系补印总签及序，然后将首册重行拆订，这是件极其麻烦的事。印错的年份也不可能全部换掉，只能用小字在旁补正。但仅刻印总签的费用就令他咂舌：“今往叶怀古斋刻一总书签之板需工金六百元，折合昔之法币计十八亿万元，诚堪骇怪！”
五月四日，刘祝群得知丛书二集另外七种共十箱已在上海，当时解放军已攻破长江防线，恐兵荒马乱中有损失，打算运往温州，又无轮船，只能望洋兴叹：“乱世无可为，但印几卷书实为万难。既印成而复不能运回，未获观其全书，可叹也！”
三日后，温州宣告和平解放。
直到七月二日，丛书二集六种终于由上海运到温州，却不知何故还缺了一种。
——耗费了刘祝群晚年太多心血的《括苍丛书》，竟同它的编著者一样命运多舛。
刘天健 瞿冬生 摄
七
刘祝群留下最后一段话：改朝换代总要死人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地方的事。我做人，天地明白！
一九三八年底，六十二岁的刘祝群娶二十九岁的陈氏。这件事在刘祝群的日记中只有简单的四个字记载“陈姬来侍”。刘家原本没有纳妾的惯例，刘祝群与朋友聚会凑巧一桌八人都无纳妾，他对此很是自得写入日记。但子孙凋零的景况使他不得不面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伦理。
一九四〇年，幼子降生，老年得子的刘祝群悲喜交集，他为儿子取名“天健”。五年后，幼女出生。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健母亲去上坟，刘祝群也要出门谈事，天健不肯放他走。刘祝群便带着儿子一起乘舆外出。四岁的天健被家人看护得很紧，自出生以来未离开过家门一步。第一次外出是他非常快乐的经历，也是刘祝群的开怀一刻：健男……告余曰，乘舆甚快乐，愿明日再有人来迓，随父再往，实极幸事。言毕大笑，且遍告家人以途中所见，甚详。又语其嫡母云，溪滩之水何以有声如雷，真好看也！
稚子童真重新给刘祝群的生命带来了短暂的欢愉，然而在动荡不安的大时代背景下，谁又能有置身世外的岁月静好？
“地方自卫队登门摊捐索稻，狠如豺狼，不满其意，鞭笞立下，惨不忍言。吾民生此乱世，诗人所云不如苌楚，竟及吾身而亲见之，哀哉！”
“闻地方有牛疫，农家倚牛为命。设牛遭疫，农将破产，此又一近忧也。老境百事无一如意，哀哉！”
“傍晚闻有匪警，仓惶奔避，遂宿于外”，几次三番不堪折腾，最后决定携子避居温州城区，“从此作客，何日归家？仰天长叹而已。”
子女年幼多病，生活日渐困窘，自认“衰朽”的刘祝群越来越觉得难以支撑。“老年生育子女苦累如此可叹也”“以家累生气，殊觉毫无生人意趣”“苟全性命于乱世真非易言也”……这样的哀叹时时倾泻于笔端。
在刘天健的记忆中，父亲很严厉，整天督促他读书写字，甚至会因为他未称父亲为“您”而遭责打。年幼的刘天健当然无法理解，在生活重压下的老父当年的焦虑和烦躁。刘祝群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在日记中写道：“昨夜以健男不听教训，痛加笞责。非教子之道也，既而悔之。”
生命的最后两年，刘祝群内心痛苦，言辞激愤，“生不逢时”“了无生趣”成了他日记中频频出现的字眼：
“女幼梅六岁生日。七十四岁老人尚有六龄初度之女抚恤之责，且愁无饭可吃，遑论教育遣嫁？我叹生不逢时，女则尤苦，其生太晚矣。”
“腰脊酸痛，看书写字皆觉兴趣索然。茫茫身世来日大难，不如无生。”
“盘查食粮，仅足半年，犹宜老幼无恙方得忍苦度过。盖以田租来源既断，此外别无收入，又无其他动产可鬻，惟坐以待死耳。”
刘祝群对新政权并非没有期待。一九四九年中秋后，他毅然决定回乡，因为乡人捎来口信，说地方舆论对他的评价很好，都期望他早日还山“图乡里善后之策也”。他也曾记下堂兄弟对他的劝导：处此大改革时代，须了解世界趋势，认识国家政策，服从政府法令，庶可保全身家。
虽然因其在地方上的威望，刘祝群还被当选为新中国成立后文成县首届人大代表，然而这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老人，亲历两次政权更迭，对这种天翻地覆、摧枯拉朽式的革命确乎内心里有一种抵触。
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大年初一），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旧腊窘迫度过，此为生平未有之苦境。自今而后，水深火热益恐日甚。回忆髫龄度岁之光景，闾阎康乐家庭，欢愉不知人世有何苦恼。成年以后迄乎清末，举凡宗庙祭祀礼仪，不忒戚族往还情意率真，皆不失为世家典型。鼎革三十年中，虽觉日渐凌夷，然流风遗韵犹有存焉。至于近来十载，人心日坏，风俗日衰，尤以去岁赤帜高张，将一切典章文物扫荡无遗，此诚千古之奇变。我何不幸而躬遭其祸乎？”
刘天健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是小年夜，父亲被通知到南田区政府开会。此后便一去不返。这年的春节他没能回家。三月十五日上午公审大会宣判后，中午刘天健和母亲在民兵的看管下，为父亲送上最后一顿午饭。
神情萧索的父亲叮嘱母亲在他死后不要改嫁，要把两个子女养大。他告诉十二岁还似懂非懂的儿子：改朝换代总要死人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地方的事。我做人，天地明白！
后来刘天健得知，父亲的遗物中有一封老同学沈钧儒的来信，时任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劝他去北京做事。他觉得自己已年迈不宜北上。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在生养自己的家乡，会突然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残年……
沈钧儒这封信后来下落不明。刘天健去找过当年的土改队工作人员，他们说，如果刘祝群早点把这封信拿出来，他不会被枪毙。
望着墙上挂着的刘祝群照片，刘天健常常出神，他想，如果父亲避居温州不回南田；如果父亲拿出沈钧儒的这封信；如果……
但，历史没有“如果”。时代车轮早已裹挟着这些被无情抛弃和践踏的生命，不容分说，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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