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1311~1375），字伯温，明朝开国元勋，封诚意伯，谥文成，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刘基留存至今的文集版本较多，明清两代陆续发行存世有诸多版本。清代版本中，就有《四库全书》收录的《诚意伯文集》（正德本为底本进行抄录），康熙年间张汝瑚选编《刘文成集》，日本天保、享保年间刻印出版《郁离子》《诚意伯诗钞》《诚意伯文钞》若干卷，流传最广的还是直到光绪年间仍在刻印《太师刘文成公集》。
乾隆本《诚意伯文集》二十卷、卷首一卷
南田果育堂藏板，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这一版本的刻板和南田有着密切的关联，乾隆本《太师刘文成公集》牌记有“栝芝南田果育堂藏板”字样。该刻板始于康熙年间温州江心寺元奇方丈翻刻隆庆本，终结于温州书肆的一场火灾，其间几经辗转，曾收藏于南田刘基庙。如今，南田“果育堂”已不知去向、消失无影，但文集刻板的由来和消失仍有迹可寻。
康熙四十六年，温州江心寺元奇老和尚遇到在寺中陪儿子读书的刘标，说起来两人是刘基后裔，但按辈份，耄耋之年的元奇却是刘标的子侄辈。释元奇，字月川，刘基第十二世孙，少年从军，明亡后出家为僧。刘标，是岁贡生，居住在温州新河里（今信河街一带）的刘基后裔。刘标说起，他家藏有一套隆庆本刘基文集，有心重刻但无力承担费用。于是，老和尚拿出毕生积蓄，出资重刻《太师刘文成公集》二十卷。刘标在文集引言中有“家藏一部世奉手泽，有志重刊，苦于无力。尝携儿宗读书孤屿，相与太息者久之。方丈月川，派侄也，闻而跃然，捐资倡始。”①一年后，书还没刻印完，元奇溘然长逝，刻板四处流落。
雍正年间，青田知县万里看到了月川重刻的康熙本文集，但是新出的文集只有一至十卷，而此时南田也没有全本，他感到十分遗憾。经多方打听，万里得知温州还有剩下部分的抄本，但藏家不肯轻易示人。之后，万里又借出差温州之机，抄录到文集的缺失内容。在处州知府等人鼓励下，万里又捐出一年俸禄，委托温州刘标的儿子、孙子等人继续编辑，督促刻工完成缺失部分。此版虽然仍有缺文，但在当时已是相对齐全的版本。本次刻印地点在温州，“雍正刻板”便由刘基后裔的温州支派收藏在温州“蓝桥露香园”。
乾隆十一年（1746）重印本中，时任青田知县高居宁序言记录了刻板的颠沛流离经过。康熙年间，月川刻板流落温州；雍正年间，万里捐资续刻，刻板留在温州刘标家族。而后，刘标后人保管不当，刻板再次流失。
乾隆八年（1743），刘基第十四世孙刘沛花费巨资将刻板赎归南田，乾隆重印本页首有“南田果育堂藏板”字样，即高居宁所言“不吝厚赀，始赎归南田，以昭世守、以光先业，而公之故物乃归故土矣。”②
此后，文集刻板曾保存在南田刘基庙，直到光绪元年之后仍在刷印。民国二年（1913），刻板在温州书肆遭遇火灾，尽皆焚毁。民国乡贤刘耀东《疚庼日记》中两次提到南田藏版遭火，心痛不已，《疚庼随笔》“永嘉书肆来借《文成》及《易斋》《盘谷》等三集刊版运往印刷，季父芝盛（凤诏）、从叔敬庵（凤图）许之。讵知书肆遭火，三集之版遂付劫灰，至可惜也！”③1920年5月17日记录“民国二年癸丑，永嘉书肆借板印刷，乃不戒于火，并家藏《诚意伯全集》旧板悉付一炬，至可惜也。”④
虽然南田所藏刻板都成了灰烬，但在遭遇火毁前，光绪二十六年（1900）浙江书局依照南田藏板重刻了一套刘基文集，这批刻板直到民国民间仍在使用。民国四年（1915）章太炎《诚意伯集序》“版在青田祠堂，浙江书局重刊焉”“今祠堂版本复被燔，独浙局重刻者为能仿佛”。⑤《浙江印刷出版史》记载“浙江书局书版和所印书籍：《诚意伯文集》，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421片，771页。”⑥
此次重刻，也与刘耀东有关。他在杭州武备学堂读书期间，建议曾任处州知府的官书局提调萧叔衡（字文昭）翻刻刘基文集，于是此后便有了浙江书局官刻本留存。《疚庼随笔》1920年5月17日“《诚意伯集》，耀东昔读书杭州时，以家藏旧板漫漶，乞浙江官书局翻刻（时官书局提调萧叔衡太守文昭），板存书局。”⑦
左图：隆庆本，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
右图：隆庆本，《四部丛刊初编》，上海涵芬楼借乌程许氏藏明刊本影印
左图：雍正本 右图：乾隆本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刘基文集书影
南田果育堂乾隆本与雍正本来自同一刻板，翻印内容来自隆庆本，但可以看出乾隆本相较雍正本，剜去了“温州”（东嘉）和“刘标”的信息。乾隆本高居宁提及其做序的信息来源是“南田嫡派”刘沛，而对温州刘标父子的称谓是“南田分派”，同样去掉了温州的信息。笔者咨询温州图书馆原研究员潘猛补先生，得知还有一个可能是南田后裔把“刘标”当作元奇原名，因元奇是青田人，便删去“东嘉”信息。另外，潘先生告诉笔者，刘标生活的“新河里”是如今温州市区“信河街”，乾隆《温州府志》“岁贡”有“刘标”名字。
浙江书局重刻本，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光绪年间刷印的两种版本
光绪年间的印本，若不理清刊行顺序，极易出现错乱。南田果育堂藏板于光绪年间仍在温州持续印书，牌记有“东嘉马元熙题”字样，称其为“光绪重印本”较为妥当。章太炎序言提到的浙江书局重刊本是“光绪（二十六年）重刻本”，则可称为“光绪重刻本”。吕立汉先生《刘基文集版本源流考述》就将“光绪元年重印本”误作浙江书局重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