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耀东（字祝群）先生日记 这是一段我最不愿意揭开的痛处，亦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哀思，更是平生不敢碰触的悬念。现我将八十初度，步入耄耋之年，衰朽日逼，若再不把这段已沉沦了六十八年的悬念写出来公诸于世，恐怕后人无从知道这段无情的历史了。1951年3月15日早上，村农会通知母亲：要她与12岁的我去参加南田区政府在南田小学召开公审父亲的大会，届时母子俩在民兵陈禀松持枪监押下参加公审会。8时许，被捆绑着的父亲被押上公审台，台上就座着审判长许明载、副审判长刘善载、人民陪审员刘有生、周国花。许明载宣布开审。虽说是公审，但没有辩护权，只是将已拟好的判决书，在公审中宣读而已。我的父亲刘祝群，又名耀东，乳名曾佑，号疚庼居士，晚号“启后亭长”。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十九日出生于南田，系刘基第20代裔孙。当时，公审判决书云：罪犯刘祝群，男，现年75岁，南田乡第二村人（即今文成县南田镇九都村）。犯有（1）害死人命5起；（2）杀害红军1名；（3）勾结土匪攻打南田区府；（4）动员刘际洪参加土匪；（5）为反共份子立纪念碑；（6）变卖土地破坏土改；（7）在南田小学召集地主黑会三次。据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1时暂停公审，父亲被关押在小学左厢楼上油印室。我回家取了中饭，给父亲送上人生最后的午餐。在民兵胡从清的监视下，父亲餐毕。我和妈妈母子俩问父亲有何后事需要交代？父亲对我这个似懂非懂的独子说：父将死，你尚年幼，汝母刚42岁，今后你母子及幼妹要相依为命，决不能让汝母改嫁，否则你会成他人继子！父亲还说，我相信你作为父亲的儿子会为刘祝群争气，一定留住汝母不给改嫁，你一定会发族的。下午4时，母子俩在民兵的监视下目送父亲步往离小学200米处的一坵干田里就刑。一声揪心的枪声响过后，从此，父子阴阳相隔。当时的惨景仍历历在目，犹若昨天。此后，县公安局里有了我是“世仇分子”的存档。在南田，我亦失去升初中就学的机会。母亲悄悄地让我去瓯海中学读初一，对他人则说我去外地赚工去了。我品学兼优，尤喜语文。一个学期里班主任就让我入了少先队员，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可惜，放寒假了，我戴着红领巾回家，被村农会的人发现了。他们说地主的儿子怎么能让他读书呢，还入了少先队？！于是就给瓯海中学的领导去信告状，就这样，下个学期我去学校报到时怎么也注册不了了。无奈之下，才13岁的我因生活所迫到了景宁鹤口给人牧牛，以此补贴家用。17岁时，我参加了农业社，总算有个学种田的去处。为了实现父亲的临终嘱咐，我勤俭持家，在别人的白眼下苦度生涯。母子相依，带上只有7岁的幼妹，朝寻暮借，行影相孑。在作兴阶级斗争的年代中，我处处受欺压。在劳动上，也受不公平的待遇，同等劳力，同等效果，在评分时每工少2分。当我问这是为什么？队长回说：你是地主子弟，应该少2分。23岁娶妻时，竟有人当着妻子的面说，地主的儿子不应该结婚。难得妻子不听恐吓，留下伴我走过53个春秋，没有歧视过我，足下育有一女三子，如今一家四代同堂。恩妻虽魂归道山，她为我实现了当年父亲的临终期望，父亲在天若有灵，该含笑九泉。往事如烟。在我5岁时，父亲就授以五经等文言类作为启蒙教育；六龄时执教学唐诗，并授以“治家格言”等；7岁我入南田小学；12岁将毕业小学时，父亲却弃我而去，我像一片小树叶漂流在大海中。由于父亲的影响，社会上根本没有我说话的资格，政治上亦无立足之地。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拨乱反正的指引下，我一家过上了新生活，三个儿子先后成家立业。我在六十岁初度后，觉得要为屈死的父亲做点事了，要讨回公道。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诉，恳求复查平反。当时，公检法也非常重视，组成以刘保年为负责人，刘考楼、吴仲华、刘少伟等为组员的复查组，分赴新安江、丽水、青田、温州等地调查后，发现当年致我父亲于死刑的证据材料，竟都是一面之词，并无属实的重要佐证，可认定是错案，公检法三部门在政法委的指导下，同时在本地公社党委的参与下，进行重新审核。在最后要下结论的时候，县法院一领导吴某某说，文人杀人不用自己动手，只要笔杆动一下就行。因此，对平反之事不了了之。在考虑到父亲在政治上平反无望之际，只得另辟途径，着手寻找父亲之遗著、遗编、手迹以及父亲生前好友对父亲有关记载及文集等。在书友的支持下，我走过云和、景宁、松阳、丽水、永嘉、青田、乐清、苍南等处，收集到一些残留的少数手迹原件及复印件、原件照片等，特别珍贵的是父亲六十岁瓷照上有汪兆铭（即汪精卫）题名。再值得一提的是，在温州图书馆处访得父亲六十年之《疚庼日记》廿二册，及《劫余日记》一册。在陈胜华及徐世槐俩契友的资助下，复印归《疚庼日记》；在金丹霞女士的资助下，复印归《劫余日记》。另外，先后复印回父亲遗著《南田山志》《南田山谈》，及遗编《石门题咏录》《括苍丛书》第一、第二两集，网购归《刘文成公年谱》及《韩湘岩先生年谱》。经过几年的搜集，父亲遗著、遗编基本集全。在赵翁钦、王芳、刘国平、沈学斌、蒋夏雷、陈挺巧诸先生的辛劳下，在文成政协领导重视下，《疚庼日记》以文成文史资料分四册在两年内出齐。多年搜集父亲资料，方知父亲是一位热爱地方公益事业及乐于助人、为民请命、敢于反对贪官污吏之人。公正公平对待历史人物，是历史潮流之大势，也是历史的必然。《疚庼日记》重新揭开父亲的历史，重新评价父亲也是我的历史使命。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定会还父亲名誉上的清白。1918年，父亲在孙传芳属下任江苏运北统捐局局长；1919年，任江苏高邮宝高税务所所长。只因他性情耿直，豪爽不羁，厌恶政事，仕途不得志，又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遂在1920年秋辞官归隐南田，买田筑邸，息影深山，过着有诗书有田园的隐士生活，闭门著述自适。在我孩提时，父亲既威严又和蔼可亲。稍有点懂事时，父亲教我怎样做人，人和人之间如何称呼、接待，对前辈怎样才尊敬，都有严格的礼貌规矩。我与父亲相差64岁，许多往事我都是在整理《疚庼日记》才知道一二，可谓是：南田鹤去已多年，敬读“日记”认从前；益事尘封谁觉晓，今朝方知是乡贤。此前，父亲曾自资兴建“追远祠”“启后亭”“云表石城门”“西城门”，资助购田产充实青田岭根渡船费，首倡兴建“辞岭亭”及维修“岭根岭”和“刘诚意伯庙”。1934年至1935年间，父亲分别邀请乐清蒋叔南、杭州陈叔通、王福庵、沪上朱公修，及古杭李梦熊兄弟、丁辅之等，来南田参观百丈漈，共同探讨开发百丈漈。父亲还在百丈漈对面山选一观瀑佳点，并立上“观瀑处”碑。翌年，又筹资造一简单的观瀑岭，从山顶直抵一漈潭畔，并立“造观瀑岭记”于潭畔。1942年，由于日本侵略者直逼杭州、金华，浙江省图书馆、省财税局、省教育厅、省高等法院及省属联合高中、东南日报社，在孙孟晋、陈博文、许绍棣、郑文礼、刘湘女、崔东伯等人率领下，纷纷从金华、丽水、碧湖等地迁到南田，而且一批文人墨客亦陆续避居到“黎照山房”与“华阳小筑”。解放后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江南造船厂董事长的俞寰澄，和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南戏研究专家钱南杨，图书馆长孙孟晋等就住在“华阳小筑”。父亲敬他们为上宾，并提供物质上（粮食、家具）帮助。在抗日战争胜利时，我先后拜俞寰澄、钱南杨为谊父。但世事苍黄，解放后失去了联系，直到1957年才联系上俩老，可惜我已经失去升学 的机会了。全靠俞老每年寄来初中语文给我自学。俩老从那时起每月寄来钱与粮票，使我母子三人度过人生最艰难的岁月。1967年，俞寰澄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钱老1987年逝世，享年89岁。但由于客观原因我都未到灵前尽孝，甚是遗憾，俩老对我恩重如山，永铭心间。南田是抗日时期的“小重庆”。当时，机关林立，名人云集，父亲都一一作出安排，其住处、办公及上课地点，有时还要垫付教职员的工资，若有学生从军抗日，或害病就医，父亲都出手资助帮助解决。不顾年高仍受聘担任省图书馆总务主任、代理馆长，为浙江文化事业贡献微劳。抗日胜利后，省属机关陆续返杭，但父亲就受命通志馆编篡和接待由闽经泰顺、过景宁、顺小溪直达南田的美国“同盟军”军官团40余人，就吃住在“华阳小筑”，达半个月之久，父亲都鼎力办之。回忆父亲往事，仅靠记忆亦未知多少，因同父亲相处的日子太短。近年只好埋头故纸堆中寻找蛛丝马迹，才零星拼凑出父亲悲惨的人生。父亲自1920年秋弃官归田后，一直为地方公益事操劳。1924年5月10日首集九人集资组成修亭会，商议维修地方上破损路亭，故取名“九九修亭会”，拟定每年修一亭。1933年父亲闻知大峃育婴堂经费困难，即和从弟季华共同捐资银元五百，使其渡过危期。1935年，父亲目睹南田群众因无诊所，致百分之六十的病人惨死，与地方有识之士商量开办医局，并着手集资，聘医士傅拱之为主治医生，是年5月1日开诊，受到群众称赞，父亲还送上一联：医国让良相，活人本素心。贴在诊所门口。南田邮路是从青田经白岩到南田，七天一趟，后改为三天一趟，甚至丢失邮件之事常有发生，是年父亲集资呈文省邮电局申请在南田开办邮柜（箱），核准后父亲集资雇员邮递，儿时曾听父亲说：第一任邮差名刘笃仁和陈锡珍，从青田县城到南田，再由另一人从南田送黄坦方向，这样来回交替邮递，便利了百姓。父亲一贯关心民生，敢于为民请命。1941年7月南田群众正处青黄不接之际，政府却将南田存粮外运。为地方筹办平粜，以救贫人。父亲以65岁之身前往青田县城与县粮食管制委员会秘书项剑陈述缺粮原因，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父亲只得呈函县长请求拨粮二万斤以办平粜。7月10日，父亲为平粜事再致县长翁圣木。1948年2月，文成县成立筹备会，筹办新县有关事宜，有关费用摊派至群众头上，其费甚巨，若摊派至地方负担，民将何堪。父亲即联合各乡，呈文请由国库支出。回忆儿时情景犹在昨天，幼时有次母亲要我去呼父亲用午餐；在呼父时，父正在书房看书。我说：母亲叫你去吃饭，父亲未答，站起来刮了我一耳光。饭后，母亲问及此事，何故打少儿？父亲说：晚辈呼长辈时，语间不能用你字，直呼父或母，写信时对长辈若用你字，必在你字下面添一心字，以示尊敬。另，我正在看书，未合书之前不能添乱，因此责之。父亲在教育上极严厉，但晚年得子，呵护有加，犹如掌上明珠，闲时诵书，与友对弈，外出会友，替人挥毫，恭祭祖庙或与友谈文论诗，父亲都带我陪在身旁，望我能在这些社交中早日懂事、长大，成为有用之才，望子成龙，苦心重矣！1946年春，我7岁，父亲送我入南田小学一年级读书，交付班主任华悦群说，你不要以天健是祝群的儿子，就纵容其不肖，要严加管教，我就放心了，特拜托。华先生诺之。以后，我犹喜文科，在学校及父亲的双重正统教育下，作文特优，数学常识次之。父亲时常检阅我的作文，凡有好作即给点赞，奖励品却是一碗自制炒米加糖汤，或一颗六味丸。回忆童年，父亲是怎样期待幼儿成长为有用之才，可惜天有不测之风云。1949年朝代变更了，在小学毕业之时，亦是我失孤失学之时，痛哉！曾记得父亲于1947年4 -6月之间共50多天，不顾年迈体弱，以71岁高龄，外出赴京沪访亲会友。在南京期间，将我托孤于陈诚及刘劲持，父亲恐不能望我成人，故有此举，父爱重如泰山，思之涕零。这是父亲平生最后一次出远门。1948年春，四月间，父亲携家慈及我兄妹四人客居温州，住大南门东城下二号，与夏克庵前辈同一栋楼，和花柳塘杨雨农前辈隔河相望，父亲送我入城南小学，插入三年级学习。次年迁居城南龙泉巷3号与瑞星酱园内的王理孚世伯为近邻，并转入三希小学入四年级学习，同王孙旦、孙召兄弟同学。父亲届时已72岁高龄了，但对我的学习仍步步紧扣，未曾放松。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父亲在报上看到寄父俞老出任江南造船厂董事长，老同学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父亲兴叹自己年迈未能投身报国之列。1949年秋，寄父俞老曾来函劝父亲赴杭谋事（适逢南田区副区长林清益来信说：你是南田开明士绅，邀你回乡参加土改，保证人身安全等），父亲考虑到自己老迈体弱不适远游，何况山中有先人墓茔及自己寿域，并被叶落归根的保守人生观所困，就辞谢寄父盛情相邀。当时，他托表兄周怀萱代购雨伞70把、毛笔50管、蓝布3定、油印机1架、油墨12瓶，英国产双桃牌奎宁丸2瓶，带回南田由赵圣灿（区政府干事）经手转赠南田区政府。文成县宣传部长兼南田区土改工作队队长刘金松推荐父亲为文成县首届人大代表，并聘为土改工作队顾问，正值父亲春风满面地觉得亦可以为群众做点好事的时候，却遭到地方恶少刘献尧之后人——刘际品的诬陷，当时在法制不健全的制度下，一代鸿儒竟死于镇反运动。悲哉！饱受欺凌霜雪摧，回首前尘泪自来！ 浮生谁识流潮急，先父枉栽松竹梅。 2018年9月于温州永中
本文作者刘天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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