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长子刘琏之死疑团重重，究竟是政治迫害，还是意外?

长子刘琏之死

死亡，是一种宿命。

那天，我从南田梅树某处山腰踩荒草而下，至刘琏墓碑前，仔细辨认，“明授中奉大夫刘参政公之墓”碑文依稀可见。时光逝往的斑驳遮掩了那些刻入石头骨肉里的清晰，而死亡的气息在荒草的摇摆中，依旧透露出令人鼻酸的刺激。

已经是秋天了，背上汗渍薄凉，转身山腰下，是一碧山间的水库。据同行的刘日泽老师说，那里曾经是一片田垟。地名董田，大概是源自某董姓人的田地吧。《刘氏宗谱》里有记载，刘琏死后，坟墓就葬在董田。不同版本中也有更具体的说法：“葬于本都石门岭董田之原”。

六百多年前，准确地说，是1379年，洪武十二年。这一年，大明朝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刘琏意外死亡。说是意外，是其时刘琏只有三十二岁，正当壮年。明史是这样记载的：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

而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翰林编修苏伯衡所撰《故参政刘公墓碑铭》，则是记载：“孟藻愤立本专恣致疾，奄至大故。”同年的《御祭琏文》中，也有“一疾长往”的说法。洪武十三年十月，翰林编修吴从善作《故参政刘君孟藻哀辞·序》，也称： “以疾薨于位”。也就是说，因病死于任上。还有，温州博物馆藏刘廷梁等抄录《刘基家谱》中所收《参政公传》，亦称：孟藻愤立本专恣致疾，六月某日，终于公署。孟藻就是刘琏的字。那个时候，有身份的人，都是有名有字的。

有意思的是，还有一篇有意思的文章：《诚意伯次子刘仲璟遇恩录》。此文记载了洪武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刘璟与朱元璋的逐次相见，以及相见时的谈话，多次提到，刘琏是被毒死的。原话有这样的记载：“你父亲吃胡家下了蛊药，哥也吃他害了。”说的人是朱元璋，而这里的胡家，是胡惟庸。刘璟，即是刘琏之弟。

是的，六百多年的时光，确实能淹没许多事件真相，哪怕是历史的记录。除了死亡可以是笃定的，其余大概率是难能测定唯一了。除了生物基因，事物的原因也是能不断变异的。甚至，也包含刘琏埋身的坟墓。

倘能时光回溯，还可以想象，客死异乡的棺木冰冷中，那一路颠簸的煎熬，是如何被车轱辘碾碎在尘土之中的；还可以想象，入土为安的哀乐里，那至死不瞑的魂灵，是如何与家人亲戚的漫山悲戚遥相感应的；还可以想象，后人祭祀的香火缭绕前，那口耳相传的故事，是如何被一代又一代传颂于邻里乡间的；亦可以想象，改朝换代的沧桑迁变后，那寂寞山间的旧冢，是如何被荒草覆盖淡忘了无人迹的。

也确实，到了民国年间，刘琏墓早已是失祭多时，语焉不详了。还是告老还南田的乡绅刘耀东，费尽心思，查阅家谱记载及传闻记忆，才又重新确认了坟墓所在，并重新立了碑文。于是，雨打风吹，草木随岁荣枯的荒冢又有了他的名字。

由于族谱有“石门岭”的记载。而与南田（九都）相邻的西坑（八都），就有石门这个地名，距刘琏的家居大概有三十里左右，半天的步行路程，也不算太远。于是，在十多年前，据说有西坑一带为主的刘氏后人，在石门岭坟前调这个地方，找到了一处所谓刘琏的坟墓，并也立了墓碑。碑文为：诚意伯长子刘仲琏参政公之墓。

日月轮转，岁时演变。与死亡原因一样，坟墓也有了不同的说法。

是的，刘琏是诚意伯的长子。而这里的诚意伯，就是大明开国元勋刘基刘伯温，后人谓之“三不朽伟人”，有帝师王佐之称，其谥号文成就是今日文成县的县名。

长子之长，并非只是岁月虚长。在刘琏那个时代，或者说包含之前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长子都是有特殊涵义的。特别是之于一个相对显赫的家族，为了维持这种显赫，就必须保持资源相对集中，以免随子孙繁衍不断分散而削弱。而长子（更严格地说，是嫡长子），在传统宗族社会里，就是一个家族的主要资源承接者，未来形象代言人。

于是，长子之长，就有了责任之长。刘氏家族至于刘伯温，已在南田山经营数代之久。刘伯温二十三岁中进士，于个人是少年得志，于家族则是兴勃所系。人生辗转，几度退进，从元末低阶官员宦海浮沉，到明初开国元勋加官封爵，刘伯温无疑已是彼时南田山的家族核心。而作为核心的长子，期望可想而知。

不得不说，作为长子的刘琏，其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据相关记载，刘琏聪颖好学，年十余岁，“为诗文立就，文采烁烁有奇气。其师览之，亦叹不如。”

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继承了老爸刘伯温的好基因，是个学霸小天才。在那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代，大有未来可期之意。

而除了学习能力，刘琏的为人处事是也是超乎年龄的成熟。或许因为是长子，刘琏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在父亲刘伯温辅佐朱元璋一统天下期间，年纪轻轻的刘琏就担起了家族重任，并受到乡亲邻里的信任。“繇是山谷无问远迩贤不肖，惟孟藻是附。孟藻亦各有以处之，不紊毫与髪。”大概就是说，南田山一带无论好歹都服刘琏，刘琏也把各种关系处理地妥妥当当。

在刘琏十八岁那年，有这么一段记载：于时，永嘉为方氏所据，乡之群无赖子弟，煽于方氏，将相挺为变。公出其不意，先其未发，一夕扑灭之，无得脱者，而阖境遂以奠枕。

这里的方氏就是方国珍，元末时盘踞海上，以海盗的身份闻名影响附近，自然也是地方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十八岁的少年，就能操持家族大局，干出去隐患于乡里的大事，无论在哪个时代也算是后生可畏厉害人物了。

记载中还说到，父亲刘伯温还特意把此事上奏给皇上，朱元璋给出的评价是：“非卿焉有是子！”。也就是说，不愧是你的好儿子啊。

好学聪颖，行事老练，广受欢迎，这无疑就是世人给长子的标准画像。不过仔细一想，这画像又似乎过于标准了。毕竟这些记载都是出自友人或后人之手，为死者讳，自然就会往标准上凑了。

其实，于我个人而言，更喜欢这样的刘琏：遇事虽会迎头而上，但也会紧张害怕，会掉链子出差错，甚至还会喊爹叫娘。或许，还可以耍小性子，偶尔逃课，有时还会恶作剧。这样的人，才是有血有肉的，符合一个儿子的长成。但不得不承认，作为刘伯温的长子，他似乎又是注定了，得有一副标准画像。如同诚意伯庙里，分侍左右的一文一武两个儿子。

长子刘琏，坐于左侧，文官装饰，冠冕标准，堂堂正正。

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标准不是制定的，而是注定的。

而刘琏这样的标准人才，还有父亲开国功臣身份的加持，就不仅仅是家族里的长子典范。必须得延伸到家国的范畴，那就是做官的好材料了。据记载，连皇上朱元璋见了，心里的想法也是，“尝欲大用之”。

洪武四年正月，刘伯温告老还乡，令刘琏上京谢恩，朱元璋召其至内室，进行了一次亲切地谈话。从此，刘琏便理所当然成了父亲刘伯温的代言人，君臣之间的问政沟通，亦让刘琏代劳了。长子终于走到了台前，而父亲退居到了幕后。

洪武六年，谈垟巡检司案发。已经隐退南田的刘伯温，人生又迎来一次政治波澜，风高浪急，最终以身死勉强脱困。而事件起因，便是刘琏代父上奏：“瓯括之交，有地曰谈洋，僻绝而岩险，戍卒通逃渊薮也，愚民往往蚁聚为奸，利树巡检司其地。”

但祸根却因此埋下了。本来设个巡检司维持治安也不是什么大事，也就相当现在一个县中队而已，问题是，此时正是丞相胡惟庸当权，而刘伯温跟胡惟庸素来不对付，这次又是越过中书，直奏皇上，难免会让人心情不舒畅了。于是，便有官员上告，“谈垟之地有王气”，刘伯温则是以设巡检司之名在此圈地作为墓地。一下子就戳中了朱元璋的神经敏感。同年四月，刘伯温被夺禄。工资停发了，事情才刚刚开始。秋七月，刘伯温重新回到金陵南京，引咎自责。而刘琏能做的，则是偕父同行。有长子陪伴，能让自己放心，也更让朱元璋放心。

洪武八年三月，刘伯温病危，朱元璋同意了其“乞骸骨以归”的奏请，遣使护送归故里武阳，一个月以后，刘伯温在南田老家病故。临死前，让刘琏上交涉及星象堪舆的家藏“天书”。洪武九年十月，监察御史李铎，奉旨前来取书，刘琏即从石室中取出，并与之同赴京城。面圣，请罪，这依旧是长子的责任。

洪武十年六月，刘琏服丧期满。即被授考功监丞考核平亭，不久，授兼试监察御史。洪武十一年四月，授参政出莅江西，进阶中奉大夫。并在当天，当着百官的面，发布上谕：“刘琏，勋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历官着効，故委以重任也。显有异绩，且入中书矣。”

布政司参政属从三品，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名等事，是权力地位仅次于布政使的地方长官。不得不说，这是平步青云的节奏，也是朱元璋对刘琏“尝欲大用”，“且入中书”的开始。长子，终于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只是，谁也没想到，刘琏这一去江西，竟去成了绝路。

在江西任上，刘琏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从记载来看，刘琏在任上，当得上公忠体国。

布政使司右参政，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而刘琏的直接上级，两任江西布政使，都与刘琏不大对付。“同官韩士原贪而苛，沈立本险佞而不知大体，孟藻一以忠信介直自处，临事决议不为俯仰，虽口语侵之不变。一号一令，忖度利病。”

说白了，就是与上司三观不合，价值不契。而作为刘伯温的长子，皇上重用的年轻干部，是不可能与之同流合污的。于是，当对方以上司的名义压制他时，刘琏则会暴起: “吾廷受帝命，参政江右，知报国而已，他所不邮，何有于使哉！”也就是说，我是朝廷命官，做官是报效国家，谁也不能指使我干不干不净的事。

确实，在江西任上，刘琏称得上是堂堂正正的，更是做了不少实事好事:造城砖，厉民更其要约，而倒悬以解；督运吉安布粟兼收，而公私称便；淹禁囚徒充斥，穷日夜之力疏理，而囹圄以空。可以说，对于城防，布米运输，监狱囚犯，刘琏都处理的妥妥当当，有口皆碑，广受好评。

或许，这些描述有过于正面拔高的嫌疑，不过，刘琏在江西做官不久，就得到了朝廷褒赏，皇上还专使前往，赐监丞参政命书。当然，做事也难免会犯错，特别是在跟上司不合的情况下。《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三》就有记载:“壬申，江西参政刘琏以罪逮下狱。琏，诚意伯基之子也，上以基故，特宥之。”官场险恶，还好有父亲光环护体加持。而这样的经历，也会让刘琏阅历丰富，磨练增长。只是随着刘琏生命突然的死亡，一切就戛然而止了。

是的，这样的突然确实会让人联想。我们已无法确知那一天具体发生了什么，六月底的阳光是炽热了，但刘琏躯体却冰冷了下来。一个副省级官员突然去世，除了妻儿的悲号，也是震动朝野的大事了。亦可以想象，当刘琏死亡的传回老家后，族人闻知后的心理震撼。四年前，刘伯温去世，对于家族而言，那无疑是天塌了的感觉，但毕竟是年事已高，古人甲子以后，便属于安享天年。而长子刘琏，还仅仅只有三十二岁。这一次，天又塌了。还塌得那么意外。

据记载，朱元璋听说了，也是感伤不已，“勑有司护丧反其里，亲为祭文，命国子生陆居敬致奠。”“尝欲大用”“且入中书”的后备干部就这么没了，感伤也是正常的。

这一年，是洪武十二年，还是大明王朝的清晨。这一年，王朝边陲的一些平叛剿匪的军事活动还在进行，朝廷內的权力斗争则一如既往，时时充满着血腥残酷，甚至连曾经官至丞相的汪广洋也被赐死。当然这事发生在年末，而刘琏意外死亡发生在年中。而汪广洋被赐死的源由则是，中丞涂节状告胡惟庸毒杀刘伯温，并说汪广洋也应该知道。朱元璋问起，汪广洋表示“无有事。”于是便定调了欺君罔上的大罪。

有意思的是，涂节被认为是胡惟庸的党羽心腹。事情愈搞愈大，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因“谋不轨”罪被诛九族，甚至，连原先告状的涂节也被杀了。而胡惟庸一案，据说牵连致死者前后达三万人之多。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就废除了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并规定此后朝廷不得再立丞相。

可以说，洪武十三年之后，朱元璋开启了大杀功臣的节奏。王朝基本稳定下来了，权力回收也属正常。只不过，是朱元璋做得狠了些。而相权被废后，权力自然就愈来愈集中在皇帝手上了。不知是不是巧合，这一切就发生在刘琏意外死亡后没多久，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当然可以大概率排除的是，刘琏的死不可能是元璋设计的。也不大可能是胡惟庸指使如此明目张胆地陷害。毕竟，刘琏还是被皇上朱元璋看中准备委以重用的勋臣二代。哪怕他曾跟刘伯温有过节，哪怕刘伯温已经死了。或许，就是那么一场突然的意外。之前，或许也有不舒服，或许也没有明显的前兆，譬如猝死，对于一个性格耿直，习惯承压心里，同时，工作敬业，与上司还不对付，并下过狱的长子来说，也是有可能发生的。甚至是自杀，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可以说，英年早逝，原本不是长子的标准，但如果对于满门忠烈来说，死亡必须是有悲壮色彩的。特别是民间演义出来的故事。而长子，会将这种悲壮推向民众共情的高潮。从这个角度而言，刘琏的死又是标准的。

不得不说，在大明开国的诸多勋臣中，刘伯温大概是最符合忠烈形象的。而忠烈的死，必须得有奸逆背锅。这样的黑锅给犯了谋逆罪的胡惟庸背上，确是再恰当不过了。说白了，那是非常适合当时政治需要的。

或许还可以这么说，对于刘琏之死，几百多年后的明史编撰者也是讲政治的，采用了“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的说法。至于朱元璋说刘琏是被胡惟庸用蛊药毒死的，按现在的医学常识来看，就显得有些荒诞了。至于病死任上，虽说少了几分传奇色彩，倒是最合常理的。当然，时过境迁六百多年，也只能是揣测了。

“家为贤子，国有良臣，保有名爵，正而毙焉，生荣死哀，尚何道哉！”这是吴从善在祭文中对刘琏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虽说父亲刘伯温的高度，刘琏还是难能企及的。但作为长子，他的一生作为，还是非常标准的。甚至更在标准之上。

此外，刘琏跟他父亲刘伯温一样，爱写诗，也是一个诗人。“词旨高雅，而运思深挚，殆於驾两宋而上之。以继《犁眉》诸集，可谓不愧其父。”这是《四库全书总目纲要》里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评价。有《自怡集》一卷行于世，为他的长子刘廌所辑，明初已有刊刻。

六百多年过去了，《自怡集》还留存至今，现录有诗歌九十四首。

“我家昔住苍山巅，竹树杳蔼当庭轩。有山竟日情不厌，时与白云相往还……”

死亡会淹没一切，但文字可以复活被淹没的某些部分，甚至比活着时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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