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于1375年四月十六日去世。四年之后，朝中出了一个胡惟庸谋反案，接着就牵出了胡惟庸毒杀刘基案。最早记载刘基中毒死亡的史料主要是《明实录·太祖实录》（简称实录）和《故诚意伯刘公行状》（简称行状），现摘要如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实录》：“至是，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废兴，遂贬居海南。”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日，《实录》：“甲午，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及前毒杀诚意伯刘基事。命廷臣审录，上时自临问之。初，自杨宪诛，惟庸总中书之政，以上信任之重也。专肆威福，生杀黜陟，有不奏而行……。诚意伯刘基，亦尝为上言，惟庸奸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诏惟庸视之，惟庸扶医往，以毒中之，基竟死，时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朕不负惟庸辈，何得至是！命群臣更讯。惟庸辞穷，不能隐，遂吐实。”
《行状》：“……先是杨宪败后，汪广洋为丞相，未几而贬广东。乃相惟庸。公乃大戚，尝谓人曰：使吾言不验，苍生之福也，言而验者，其如苍生何？遂忧愤而旧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制为文一通，遣使驰驿送公还乡里，居家一月，而薨……”
从《实录》内容看，它就相当于现代人民法院作出的两份有罪判决书，判定主犯胡惟庸投毒谋杀了刘基；从犯有陈宁等人（包括因汪、胡两案被处死之部分人）；朱元璋认定汪广洋应该知道这件。同时，还附带宣判了：刘基死于中毒！
《行状》成文于1380年，而《实录》初修于1399年，两者相差二十年。于是，近现代便有学者提出最早记载胡惟庸毒杀刘基的史料是《行状》，言下之意，包括《实录》《明史·刘基传》《明史·胡惟庸传》《明史·汪广洋传》等在内的后来出版的史书，都抄袭了《行状》里的原始信息。但是最原始的依据应该是除上面三则信息外，在嘉靖、乾隆版本《诚意伯文集》中，收录一篇题为《诚意伯次子阁门使刘仲璟遇恩录》，文中详细记录了从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到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刘璟三十二次（有多次与胡深、章溢、宋濂、叶琛之子一起）“遇恩”经过，其中有六次讲到朱元璋谈论“胡惟庸毒死刘基”之事。这篇奇文从语气和语言都让笔者认为较为可靠，朱元璋一直在反复的强化一件事“胡惟庸毒死了刘基”。且录后备查（见附件）。
自《行状》《实录》问世之后，从官方编撰的正史、地方志到民间采编的各种野史，基本上都采用了胡惟庸毒死刘基这一观点，并且还成为主流观点。但随着时间推移，到民国刘德隅所编《明刘伯温公生平事迹拾遗》，则引经据典，将“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杀刘基”肯定为一个铁案，甚至，民间还有“刘基靠中柱吞金自杀”等传说。
刘基死因之所以存在多种说法，都是因为“胡惟庸毒杀刘基案”疑点重重引发的。刘基属于自然死亡观点，在近现代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和接受。这也是还归事实本真。但学术界对刘基死因的讨论，必定还会无休止进行下去。
老沈支持刘基自然死亡观点，综合近年来诸家观点，并分析案情，认为此案是由朱元璋亲手炮制出来的一大谎言，理由如下：
刘基晚年是一个体弱之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曾就晚年病情有过诸多描述，早在1368年冬，就写过一首《老病叹》诗：
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未六十眼已花。
筋牵肉颤骨髓竭，肤腠剥错疮与瘸。
人皆爱我馈我药，暂止信宿还萌芽。
肺肝上气若潮涌，旧剂再歠犹淋沙。
有眼不视非我目，有齿不啮非我牙。
六年之后，他在《送宋仲珩还金华序并诗》中写道：“予须发已白过大半，齿落什三四，左手顽不掉，耳聩，足醸踔不能趋。”
从这两则信息读出，刘基晚年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所有的老年疾病都上了他的身：发白过大半、齿落什三四、眼花、耳聋、骨质疏松、抽筋、肌肤浮肿、肝火上升等。甚至，“左手顽不掉，足醸踔不能趋。”
宋濂说他得了“流感”。洪武八年（1375）二月初二日，老朱召见宋濂。老宋将那天的情况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下来，后此文被收到《恭题御赐文集后》中。上问：“前御史中丞刘基何日启程返乡？”答以“翌日”（即初三）。上还问了刘基能否支撑到家等情况。老宋认为老朱是以送书为名召他去询问刘基的情况，“刘基彼时患有霜露之疾”，皇上怜悯刘基为开国旧勋，御赐还乡养老。查“霜露之疾”，辞出《史记·公孙弘传》，指由风寒引起之疾病。也就是说，刘基当时得了“流感”，由流感引起老年性疾病并发死亡的概率在现代也非常高，何况当年的刘基否？
汪胡两案发前，世上没有中毒之说。从刘基去世到汪胡案发，中间约有四年半时间，均未发现有刘基中毒的任何信息记载，在《太祖实录》里甚至连名字都没提到过一次。
刘基死后，他家人活动正常。假如刘基中了毒，凭他的智慧肯定很快就会知道被谁下了毒，而且在生死关头（甚至全家都处于危险时刻）肯定会有所行动，绝不会就默默“认死”。即便有千万个不能拆穿事件真相之理由（如知老胡背后有老朱，此情最严重），他肯定也会跟刘琏（时年已经廿七岁）商讨出一套化解眼前危机的方案来，如至少让家人避避风头，两个儿子在什么形势下可以进京或出去做官等。可从《刘琏墓志碑》来看，在这四年半当中，刘家似乎一切都很正常。1376年夏，监察御史李铎奉旨到南田取“观象玩占”诸书，刘琏拿出藏在山洞里的书后，便毫不犹豫跟随李御史进京献书。老朱还欲留刘琏“侍朕”，但因守孝未满而辞归。皇上“赐宝钞三十贯”，“皇太子赐食，加赐宝钞五十贯。”次年七月服满，刘琏便接到考功郎任命并赴京，旋升试监察御史。又次年，再升授江西布政使右参政，进阶中奉大夫。
《刘琏墓志碑》没提到刘基中毒。此碑又称《刘琏神道碑》，比《行状》大约早半年问世，作于洪武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前后，作者为翰林院国史编修苏伯衡，金华人。刘琏于当年六月三十日，在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任上去世，“初六”是他的尸体下葬日。那时汪、胡两案尚在审理之中，案情还未公布。在这篇近两千字的文章里，仅提到刘琏死因是：“愤立本专姿致疾，奄至大故”“竟薨于位。”既没写到刘琏是被胡惟庸及其死党沈立本等下毒所害，亦没提到刘琏是“堕井死”的。刘琏之死，朱元璋追抚颇厚：“上闻之嗟悼不已，敕有司护丧返其里，亲为祭文，命国子生陆居敬致祭。”此文既未提到刘基死因，亦未留下有用线索，近在写到刘基奏设谈阳巡检司一事时，有“执政胡惟庸当国，以不关白，恨甚”之句，但这句话并非秘密，早就满朝皆知，刘基被软禁就是遭胡惟庸、吴云等人弹劾所致。若此时汪胡两案已大白于天下，那么刘璟、刘廌、苏伯衡等人，必定会在碑文中大书特书刘基死因。此文更加证实，在汪、胡案发前，世上无刘基中毒之说。
胡惟庸没有动机杀人。老胡就凭刘基说过他一句“不适合当丞相”，就怀恨在心，报复杀人，动机未免太牵强。刘基当时正被软禁、被夺俸禄、还病态泱泱，对老胡绝对构不成威胁，而老胡各方面条件都在刘基之上，而且位高权重，有何理由要杀刘基？况且杀刘基肯定还要冒很大风险，老胡不傻。
老朱指使老胡下毒是臆测。老朱有杀刘基之明显动机，但未付诸行动。也许在“仕元”问题、斩杀李彬事件、谈阳“王气”等事件上，老朱可能都曾起过杀心，但最终他没杀刘基，主要是由于刘基在危机来临时，应对得法，将老朱的杀心销弥于无形，如几次的主动请求归隐、主动进京“软禁”，就是最好例子。
再说，老朱当时想杀谁，无论什么级别的官，就没有他杀不了的，也不需要找很多理由。他既然要刘基死，尽可采取名正言顺方式，何必要指使老胡搞暗杀？他与老胡可是强强联手，即使有一百个老刘也不够他们俩杀。假如老朱真有非杀老刘这个“活死人”不可的理由，又不得不用暗杀手段不可的话，当然是越快越早把老刘杀掉越好，最快的方案是直接让老胡送去一杯毒酒，老刘也不得不喝，或者随便制造一起普通的强盗“打劫”或“沉船”等意外，都可轻轻松松要了老刘的命，何必采用上门投毒这种最容易暴露的手段？最重要的还是使用慢性毒药杀人，不怕夜长梦多么？
退一万步说，假设老朱指使老的事实真实存在，那么老朱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里灭老胡的口，绝不会让这颗定时“炸弹”留到四年之后才拆除。特别是谋杀案被涂节揭露出来后，在朝中肯定已经沸沸扬扬的情况下，老朱更会在第一时间、采取一切手段灭掉所有活口，尤其要首先灭掉那位乱嚼舌头的涂节。但老朱在杀汪、胡、陈等人时，并未起心杀涂节，而是过了许多天之后，在大臣联合请奏下才旨灭了涂节。这件事在《实录》里是有明确有载的，透过此事，可佐证老朱是被冤枉的。
用“毒”杀人成功率不高。老胡（或受老朱委派或指使）挟医往视刘基，寻机下毒或开给药方。老刘事后病情加重兼肚长硬块，直至死亡，约有三月时间，先莫论有无此慢性毒药，姑且当有，老刘肯定会找其他御医或高明医生诊治，毒案岂不很快被拆穿？若是朱胡强强联手，会干出这么容易就暴露的蠢事么？那又何必搞暗杀？
朱元璋的心很虚、很虚。老朱虽然杀了汪、胡、陈、涂等人，并基本坐实了毒案，但毕竟“坐实”的理由很不充分。别说让他人相信，就连他自己可能也不信。于是，他一定会开动舆论机器宣传，不但与刘璟私人谈话时多次反复地讲，而且还当着宋濂、章溢、叶琛、胡深等人儿子的面讲，这就是他心虚的表现。
这是老朱亲手炮制出来的一个天大谎言。纵观全案，最硬马、最有力的一份证据就是老胡的口供。老胡犯的可是谋反罪，横竖是一死，再多认一条投毒罪也无所谓，还可免去皮肉之痛。涂节本是老胡死党，反水只欲保命，难保不乱嚼舌头。老汪矢口否认。《行状》仅是旁证，成文在汪胡倒台之后，除了抄录判决书内容之外，所编造的一些迎合老朱口味的材料进去，无非是欲与老朱站在战线上，以规避随时给刘家再次带来伤害的风险，一点作证价值也没有。因此全案除了老胡一份在严刑下“吐实”的口供（需打折扣）有丁点价值外，其它证据空空如也。
老胡是老朱的必杀对象，即使没出现涂节反水事件，单凭老胡一条“谋反”罪，老朱就够杀他了。既然有反水事件可借，老朱就不妨拿来一用，既可给老胡多安条谋杀忠良罪名，又能给自己减轻不少心理压力，或洗脱无故杀人嫌疑，也许还能俘获人心。
于是，一个由御史中丞涂节首编的、经大臣反复审理的、老胡不能隐而吐实的、老朱亲自操控并定调的大谎言就制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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