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八年（1513年）十二月，在刘伯温去世138年之后，应刘伯温九世孙刘瑜的请求，明王朝追赠刘伯温为太师，谥“文成”，并下诏说，“基在国初，运筹帷幄，功比汉之子房，其赐谥如之。”言明刘伯温的谥号是比照汉初三杰之一张良故事。张良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病故，汉王朝谥其为“文成侯”。这就不免让人好奇，为什么刘氏后裔过了138年才要求王朝赐谥？“文成”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谥号在明王朝的谥号体系中地位如何，是不是排第一？
始于周终于清的古代谥号制度，其实就是皇帝给重要人物取一个官方“绰号”的制度，也称“易名典”，有美谥、平谥、恶谥三种，是官方褒贬人物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规范上层人物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相传始于周公。明朝的谥号制度基本沿袭前代，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终明十六朝无一恶谥，只剩美谥和平谥，取消了谥号褒贬人物的功能，将之变为帝国颁发的“荣誉证书”，用以笼络人心。二是沿唐宋旧制，一般三品以上官员才具获谥的资格，但非人人都有，特别是三品官获谥的比例不高。此外，对一些有突出贡献或社会评价很高的四品及以下官员，王朝也会给予“特谥”。三是有较为严格的字数规定，皇帝十七字，皇后十三字，皇妃、东宫、东宫妃二字，亲王一字，郡王二字，文武大臣二字。明代官员获得谥号，必需要经过礼部、内阁、翰林院、吏部或兵部等部门审核。具体说，三品以上大臣或具特殊贡献、品行的低级官员卒后，由相关部门或家人向礼部提出申请，礼部进行初筛认可后，由礼部向皇帝打报告，皇帝批准后就可以进入取谥号的流程了。先由吏部或兵部考察官员的品行和业绩，形成报告，交礼科给事中根据生平事迹定上、中、下三个等级，再送翰林院拟谥，一般每人拟有两个谥号，并做出谥议，报礼部复议批准，由礼部报内阁，内阁大学士初步确定后，送交皇帝做最终决定。
刘伯温的九世孙刘瑜于弘治十五年七月（1502年）获得了处州卫指挥使的世袭职位，这是正三品的高官。《明孝宗实录》载，“录开国功臣前诚意伯刘基之九世孙瑜，为浙江处州卫指挥使，仍世袭。从给事中吴仕伟言也。”从这项记载来看，刘瑜获指挥使的三品世袭官职，完全是因为吴仕伟的建言。吴仕伟，宣平人（属处州府），生卒年不详，弘治三年（1490年）庚戌科第二甲第八十七名进士出身，弘治六年十二月礼科给事中，弘治十五年三月升任礼科右给事中。在明朝，这职位属于官小权大的重要岗位，说话极具份量。那么吴仕伟到底对皇帝说了什么呢？
据《资治通鉴纲目三编》载：“秋七月录刘基后裔世袭指挥使。先是景泰中录基七世孙禄与顔、孟二氏后并为翰林五经博士，至是给事中吴仕伟言诚意伯乃功臣，其后不当为博士，乃命其九世孙瑜为处州卫指挥使予世袭。”《宣平县志》载：“吴仕伟，历官礼科都给事……，疏复诚意伯爵。”据此，可以看出吴仕伟是要求皇帝恢复世袭诚意伯的爵位，皇帝打了个折，给了刘瑜世袭处州卫指挥使。尽管吴仕伟的上疏仅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但这对于刘氏家族来说，意义重大，从此回归大明王朝的政治舞台。
其实在这之前，另一位处州籍官员也曾上疏提出类似的要求，据《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1488年）十月条目载：“工部主事陶嵩言国初诚意伯刘基为太祖高皇帝翊运元勋，请如汉宣帝复高祖功臣、安帝复光武功臣封爵故事，绍封其应嗣子孙以崇报功德，不果行。”可能是时候不到，也可能是工部主事的官位太小，这次的结果是“不果行”。陶嵩的“不果行”，到吴仕伟的部分成功，刘氏家族走过了一条漫长、艰难的“复爵之路”。见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一位又一位家乡官员的帮助下，刘伯温在去世后156年终于集齐了赠太师、谥文成、配享太庙、世袭诚意伯的巨大荣耀。如今我们已经很难了解这些官员与刘氏家族到底有什么样的交情，但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即为刘氏请世爵，涉及现实利益，应该不仅仅是仰慕刘伯温而已。而明王朝的算计也是小心翼翼，把挤牙膏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在耗费了75年，经历了五位皇帝之后，李瑜给予了最后关键性的帮助，终于达成了目标。
李瑜的帮助虽然关键，但如果没有刘瑜为刘伯温请谥及祠额作为铺垫，结果可能仍难预料。明王朝以谥号笼络人心，其公平与否也极为官僚集团所重视。到了万历元年，王朝甚至下达：“大臣应得谥者，礼部仍广加咨询，稽核名实，间有应谥而未经题请，及曾题请而未蒙赐谥者，不论远近，许各该抚按及科道官从公举奏，礼部酌议题覆补给。”的正式命令。然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洪武朝的文臣获谥的还仅王袆一人，一个正五品翰林待制，一个小臣。这对于王朝叙事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缺失。此外，给予明初最重要、惟一没有被定罪的开国文官功臣刘伯温什么谥号，事关文官在大明建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评价，事关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这就迫使文官集团和皇帝必须要慎重确认刘伯温的功绩，梳理王朝建立时期的历史叙事，断然不能如前两次请袭爵一般，敷衍了事。刘瑜的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刘伯温不仅得谥“文成”，赐祠额“翊运”，还获赠“太师”的至高荣誉。明朝廷更是在诰书中声明，朱元璋与刘伯温乃是“明良之载遇”，是风云际会，刘伯温有“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的崇高地位。“明良之遇”就必须要打造君明臣贤的传统佳话，树立君臣相得的典范，在这种情况下，当李瑜搬出朱元璋对刘璟说的那句“我的子孙享无穷天下，尔老子的子孙享无穷爵禄”时，袭爵、配享太庙，似乎一切都已顺理成章。
明朝学者、藏书家薛应旂在《拟追谥诚意伯刘基文成侯嗣孙谢表》①中以刘瑜的口吻说：“伏蒙圣恩，追谥臣祖基为文成侯者……谓臣祖翊运开先，庶乎经天纬地，摧坚抚顺，允矣立政安民，禄食虽享于生前，宠锡未加于身后，易名以谥涣号文成，进伯为侯，鼎新武秩，光腾诏旨宠溢祝辞”。此文为薛应旂就读南京国子监时的应试文章。依据井良俊的研究，薛应旂大致于1530年—1534年就读国子监，1534年秋闱时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此时距刘伯温获谥尚不足20年，但该文却有两处明显的错误：一是误以为刘伯温的谥号与张良一样为“文成侯”；二是误将“文成”理解为“经天纬地，立政安民”。
▲上海古藉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所载的《拟追谥诚意伯刘基文成侯嗣孙谢表》书影
先来谈第一点，明王朝确实明确表示“功比汉之子房，赐谥如之”，“文成”之谥是依张良故事而来，但是明代的谥号制度已与汉代大为不同。汉制非侯不谥，且单字谥占绝大多数，如萧河谥“文终侯”，曹参谥“懿侯”，周勃、王陵谥“武侯”。明代例三品以上官员有获谥资格，有爵者班在一品之上，自然也有获得谥号的资格，但谥号不再带有爵位。所以刘伯温的谥号，即不是“文成伯”，也不是“文成侯”，而是“文成”。“进伯为侯，鼎新武秩”就更无从谈起了。
▲图为明代吴讷的《文体明辨序说》书影，该书将“谥议”做为一种专门文体分类
其二，薛认为“文成”之意为“经天纬地，立政安民”。据《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到了明代，谥号中“文”的含义有增损。据郭良翰的《明谥纪汇编》，“文”的释义有十五条，见下表：
另据鲍应鳌编著的《明臣谥考》，明代大臣可用的释义有“经纬天地、修德来远、勤学好问、道德博闻、慈惠爱民、敏而好学、愍民惠礼、刚柔相济、忠信接礼、修治班制、施而中理”等十一条释义，即上表中加粗项，其中确实有“经纬天地”或“经天纬地”释义。但可用不代表就一定要用，事实上终明十六朝，没有一个大臣谥号中的“文”字释义为“经纬天地”。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载，只有明成祖的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中的“文”使用“经天纬地”的释义。前文已提到，明代的大臣获得谥号，需要由翰林院拟谥，并写出“谥议”，这个谥议就是解释谥号的意思和理由，列明采用哪条或哪几条释义。如《姜维议谥赵云》：
笔者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明代写的“谥议”文，还好明代关于谥法著录众多，如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孙能传《谥法纂》、叶秉敬《谥考》、郑汝璧《明臣谥类抄》、郭良翰《明谥纪汇编》等等。其中以鲍应鳌《明臣谥汇考》最为详备。《四库题要》说：“是书载明代文武诸臣赠谥，与钦定《明史》各传俱相符合。首载各谥释义，为当时礼官体例。而所列诸谥，如某人谥某字，皆分注当日定谥取义之文於下，使观者具知其所以然。较他家所记，独有根据……最后列《考误》一篇，凡五十七人，皆据官册以正野史、文集之讹。其中多有无谥而昌称谥某者，亦有字相同异，美恶顿殊者。或诡词假借，或传写舛谬，外人无从而知。非应鼇身为礼官，亲检故籍，不能一一釐正也。其於一代易名之典，可云精核矣。”完全肯定了该书的价值，说他是“亲检故籍，一一釐正”，即是直接从内阁档案中抄出来的。刘基，诚意伯赠太师，正德年谥，修治班制 安民立政，浙江青田人。王守仁，新建伯赠候，隆庆年谥，勤学好问 安民立政，浙江余姚人。无疑，明王朝给刘伯温的“文成”为“修治班制 安民立政”之意，王阳明的“文成”则为“勤学好问 安民立政”。薛应旂之误，应与他长期在地方为官，从未任职京城，无缘得见内阁档案有关。 “文”字的“修治班制”释义，源自苏洵所著《谥法》，苏洵引《礼记·檀弓下第四》为注：卫公叔枝卒，其子戌请谥于君，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郑玄注：“班制，谓尊卑之差”。“修其班制”就是制订服务于皇帝统治的“尊卑等级”制度，即恢复“以礼治国”的制度。《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为“三不朽”，孙颖达注：“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谥法中的“修治班制”所强调的就是“创制垂法”，也就是所谓的“太上立德”。雷克丑先生曾多次提醒笔者：“修治班制”就是讲立德。其言不虚。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强调“尊卑等级”的“以礼治国”已不是什么好的东西了，但于封建王朝而言，这却是极其重要的根本制度，也许是维系王朝统治最重要的东西。由此可见明王朝对刘伯温贡献的高度肯定。
自唐宋以后，官员谥号均以“文”字谥为贵，这与文官集团的兴起，成为王朝的实际控制者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带“文”字的谥号中，又以“文正”最美。如《弇山堂别集》即以“文正”列二字谥第一，“文贞”次之，“文成”再次之。《明谥纪汇编》说：“文臣美谥至文正而极，故宋惟范仲淹、司马光足以当之，我国百余年不轻以授人。”“文正”初现于宋朝，宋初原为“文贞”，曾谥名相李昉、王旦，宋仁宗赵桢继位后，为避讳改称“文正”，首谥王曾，其次谥范仲淹，又改宋初李昉、王旦谥号“文贞”为“文正”。“文正”之所以被认为是至美之谥，大抵源自司马光在《论夏竦谥状》中说：“今乃谥以‘文正’二者，谥之至美，无以复加。”此论在宋代成为文人公认。由此也可以推知，宋人说“文正”为至美之谥，实际上就是认为“文贞”为至美之谥。然而，入明之后，“贞”字不再避讳，“文贞”“文正”并存，何为最美，似乎又可以讨论了。
事实上，有明一代从未给谥号定出等级，也从未制订过详细的谥号制度，规定何种人需给何种谥号，某人赐何谥完全出自经办的翰林、内阁、皇帝数人的偏好。同时，据《明谥纪汇编》，“宋朝谥议甚严，多覆议驳正，我朝此例不闻矣。”可知驳谥等公开讨论环节在明代消失了。讨论环节的消失，便难有公认。“文正”“文贞”并存；决策圈小，内阁档案外人难以获知；公开讨论环节缺失，没有社会公论等数因并用，使得明代文人集团对何谥为最，存在一定的分歧。如以下各著作对谥号的排序：郭、鲍将“文成”排最前，“文正”次之；王将“文正”列第一，“文成”次之。事实上，郭、鲍虽将“文成”列为第一，但从他们的议论来看，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文正”之谥为至美之谥的说法。然而，明代“文正”首谥于李东阳，而李东阳能不能当此谥号，在当时的文人群体中存在巨大争议。《明臣谥纪汇编》载：“李东阳与刘瑾善，瑾欲害杨公一清，东阳力救之，杨深德焉。会东阳病亟将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储、靳贵就问，东阳以谥为忧。一清等曰：国朝以来，文臣未有谥文正者，请以谥公可乎？东阳即于床上顿首谢之。”并评论说：“李公之在内阁贪位恋禄，媚附权奸……乃反得谥为‘文正’，蔽於党，与之私，如天下後世公论何？”郭良翰此说当然是有失偏颇的，李东阳正身立朝，忍辱负重，是一位贤良大臣。无奈“天下荫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首谥之人即有如此之大的争议，那“文正”的地位在明代自然就会有所动摇。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也不妨再看一两个谥号所谥之人的份量。终明十六朝“文成”“文正”均仅二人得谥。“文成”前面已列，“文正”如下：李东阳、谢迁相较于刘伯温、王阳明，无论是勋业、文章，还是在当时或后世的影响力，都应该稍逊一些。如此，郭、鲍将“文成”列为第一是有道理的。当然，无论何谥第一，在有明一代“文成”作为“数一数二”的最高等级谥号，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①注：笔者先疑此文真伪，查证《方山薛先生文集》中又确有此文，后高明辉先生提醒此为薛应旂在国子监读书时的应试之作，方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