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及新闻人的初心、使命和担当，许多人都不禁会想起被誉为“一笔曾当百万师”的报人赵超构。
80年前，34岁的赵超构在国民党统治区，把自己在延安的见闻写成了13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并在《新民报》上连载81天，呈现“新社会试验区”延安的真相，打破国统区对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偏见，为延安的合法存在提供了有力的新闻舆论支持——这就是记者的力量和担当。
《延安一月》是如何出炉的？赵超构的力量与担当从何而来？又能给当下的年轻记者以怎样的启示？不妨来了解一下这位报人和他的笔。
一
赵超构，笔名林放，1910年出生于浙江瑞安龙川（今属文成县），报人、记者、杂文家。
他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动荡不安又思潮涌动的时期。目睹“五卅惨案”中工人的鲜血、“一·二八”事变下日寇的铁蹄，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政经系的赵超构选择了弃经从文，立志“言论报国”。他1934年进入南京《朝报》，1938年进入《新民报》并扎根于此。
前文所述的、令其名声大噪的代表作《延安一月》，则是源于1944年一场“阴差阳错”的“参观”安排。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颇受各方关注。1944年，一些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提出倡议要访问延安，国民党迫于形势只得同意，但别有用心地将“记者团”改名为“参观团”。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于当年5月17日出发，并被要求对陕甘宁边区“只参观不报道”。
经过反复挑选，《新民报》里，他们确定参加人员为赵超构。为什么是赵超构？其实并不是因为觉得这位主笔文章写得好。他们认为，这个“书呆子”和延安方面没有牵连，再加上幼患耳疾，两耳重听，操着一口难懂的温州方言，没有比这个“聋哑记者”更合适的人选了。
可令他们没料到的是，赵超构虽然听力不好，但眼力好，更何况他还怀揣着一颗记者的良心。在延安的40多天里，他通过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深入交流，对抗日根据地亲身观察，对共产主义的书籍认真研读，敏锐察觉到延安是一个“新社会的试验区”，于是着手将这一信息带给国统区的读者。
回到国统区，他立刻将“所见的延安”记录下来，以连载的方式发表在《新民报》上，后集结成册，取名为《延安一月》，五个月内再版了三次，发行数万册。在《延安一月》中，赵超构写下了与当局的主流宣传截然不同的文字：“非常光明的一个社会在中国出现了……我当然非常向往这个地方。”
如果说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打开了世界认识延安和中国革命的大门，那么《延安一月》的意义，则是让一个全新而真实的延安在外界得到比较全面的呈现。
二
通过《延安一月》，赵超构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而其本人的笔锋也淬炼得更为锋利，对社会黑暗的揭露更加不留余力。
1946年起，赵超构连续在《新民报》上发表了与“臧大咬子血案”，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劝工大楼血案等相关的文章，报社屡次因此被勒令停刊。1948年，他不得不暂时避居香港，直至解放后才返回上海。
随着新中国成立，回到上海的赵超构，心境和想法再次发生了变化。他将更多目光投向如何更好地发挥报纸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之上。
当时的中国百业待兴，私营报纸难以为继，全国只剩下《新民报》一家晚报。而《新民报》的日子也不好过，至1952年，发行量惨跌到2700多份。
困境呼唤着改革。1956年，在报纸改版之际，担任社长的赵超构提出了三句口号，“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两年后，《新民报》改名为《新民晚报》。赵超构认为，晚报核心在“晚”，要将社会新闻做出特色；它是市民社会风貌的记录者，促进“移风易俗”的先行者。因而《新民晚报》不做“大而全”，而在“小而精”、地方性上下功夫。“对症用药”后，上世纪50年代末，该报发行量上升到了30多万份。
遇势而变，遇时而改，是媒体永葆生机活力的秘诀。在新民晚报社改革、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一直都挺立着这位老将的身影。
20世纪80年代，《新民晚报》复刊，原有的班底老的老、散的散、退的退，年过七旬的赵超构只得重新披挂上阵。他将编辑方针概括为16个字：“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提出晚报的功能就是做“穿梭飞行于寻常百姓家的燕子”，“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
在复刊后的短短两三年里，《新民晚报》发行量最高时飙升至180多万份，一度跃至全国第二，同时也成为晚报界的一面旗帜，为其他地方性晚报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三
赵超构始终没有放下那支笔。与“晚报界泰斗”并驾齐驱的是他“杂文家”的名号。写杂文这件事，贯穿他人生始终。
这些杂文曾经以“林放”“沙”为笔名，发表在《新民报》和《新民晚报》的“小评”“今日论语”“未晚谈”等栏目。比如，“未晚谈”上曾刊登过他写的一篇极短的杂文，写尽了借着战事大发国难财之人的心态：
战事紧张，金子看涨。
战事好转，金子看跌。
所以，所有多金、拜金的人，是决不会为前线的好转而欢呼的。
赵超构曾解释过“林放”笔名的寓意，“林”指的是写作范围，即不成体系，零零碎碎，“放”指的是写作风格，即放言而论，无所顾忌。这一笔名，高度概括了他的文风特征。街头巷尾、市井琐事都能成为他信手拈来的文章题材，看似零碎最终又会落脚于时局政治这样的大事。
赵超构撰写的文章 图源：“温州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赵超构也向来“放言之论”，从年轻气盛时挥斥方遒、嫉恶如仇，到耄耋之年仍举起“如刀之笔”。他的一生，写下了万余篇、数百万字的时评、随感、杂文。晚年集结成六册的《赵超构文集》，也仅仅包含了他不到一半的文章。
于赵超构身上，我们得以窥见一代代报人的“继往开来”。他既是诸多优秀报人理念的传承者，比如邹韬奋的民众观、邵飘萍的爱国情、史量才的文人心；他也是新中国报业的先行者，沿着前辈们所开创的道路，为后来的市民化报纸、杂文的发展提供了开拓性的意义。
《人民日报》在刊登的一篇报道中曾以“一笔曾当百万师，手不停椽至去时；铮铮雄文传千古，赤赤丹心照汗池”一诗评价赵超构的一生。可以说，这一生，赵超构始终怀揣着赤子丹心，站在时代的潮头书写，贡献了报人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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